“60后”省部级干部人数飙升 受到社会高度期待

　　社会对“60后”省部级高官有高度期待

　　应该说，干部的年轻化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一个常态社会政治格局的正常变动。在现代国家，公务员都是有退休年龄规定的，一般都在60岁以上。美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英国65岁，法国60岁，加拿大65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起了严格的公务员退休制度 ，一般公务员是60岁，正部级65岁。副部级的领导干部到60岁、正部级的领导干部到65岁基本都面临退休或者退居一线，转入二线。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新的任期五年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就基本以60岁以下、55岁以下为考虑对象了，1960年后出生的干部自然首当其中、责无旁贷，他们被历史推到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舞台上来了。

　　现在社会上对于60后省部级高官大规模的出现，表示了高度的关注，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面有期待、有观望、担心、羡慕，当然可能也有嫉妒的成分。而首要的原因是省部级干部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中国是个具有长久政治大一统观念的国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政府都主导着整个社会重要资源的分配，官本位文化浓厚，政府官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其升降变迁、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升降变迁更是会引起人们的格外高度关注。

　　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若干问题感到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自然给了他们一种希望、等待。中国虽然早在100年前就结束了封建专制，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化的洗礼，但传统的人治思想在他们的心中还占据着相当的影响，他们每时每刻对于各种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的更替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关注，他们对于各级新官员的出现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给予了合目的性的希望，这种心理尤其表现在那些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身上。这种心理会给这些60后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们形成一定的动力，当然也是一种压力。

　　但是我觉得这种企图通过某些领导层人员的变更，就能改变长期的制度、体制、文化等内在因素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依然属于传统的圣君贤臣式的政治思维，在现实实践中是不可能获得预期效果的。中国现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悬殊、进一步发展民主，都是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涉及到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干预和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政治领导层获得共识，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和协商、理解，需要时间的发酵和酝酿。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改革的秩序性和有效性适当地结合，既不导致社会的混乱，又能保证社会稳步前进。我们不否认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个别关键人物、一些特殊的领导群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威权式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在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减弱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民众需要清醒。

　　“60后”省部级干部人数飙升会发生何种效应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的整个社会发展会产生新的影响，他们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60后省部级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比较过去又有了普遍提高，知识结构更加合理，认识视野开阔。这些新当选的省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受过大学教育，多数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知识结构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视野也更加开阔一些。这种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确立的“四化”型干部的重要标准，这个特点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国际化的需要，更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化的浪潮中，领导干部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丰富的知识、长远的眼界，要善于把握世界大势、善于引导国内最新潮流、善于与国内外各界人士沟通交流，而60后省部级干部在这方面则具有很大的优势。

　　二，在坚持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态度将会更加坚定，思路可能会更加开阔，方法会更加多样。这些60后的领导干部们大多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上大学、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差异，领略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实惠，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什么困难和挫折，这些人从总体上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执政的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出路。

　　三，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这些60后的领导干部基本都是从基层做起，或者有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一般都有2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民生问题，同时兼有对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我认为他们中的主体会主动积极地把民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内容;他们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也会注重塑造在民众中的公共形象，亲民则是其基本的内涵，务实则是其重要的风格。否则，他们就会脱离这个时代，就会被民众所抛弃。因此，注重民生，塑造亲民形象将是60后领导干部确立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60后”高官需要解决的问题

　　任何人都有双重性。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确具有很多现实和潜在的优势，他们占据历史舞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作为相对年轻的干部，相对于中国长久的道德伦理政治传统来说，他们面临着经验继续积累、人情网络进一步建构、群众基础不断巩固等方面的压力，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保持党政权威和秩序之间保持合适的平衡。仅仅靠亲民和务实是不能保持秩序的，也不能必然地建立权威;如果权威和秩序都没有的话，不仅对于其具体的个人是个灾难，对于执政党和政府也是损失。所以，对于这些60后省部级干部们来说，如何在保持秩序和权威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开掘政治资源是他们需要首先解决的大问题。

　　同时对于这些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否解决今天中国面临着的一些难点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我本人持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不仅仅因为这些问题盘根错节、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历史的后遗症太重，需要攻克的难关太多，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的上下兼顾的干部任命制度对于这些干部作了严格的约束，他们自我发挥的空间、时间有限。他们是由上级任命的，必须对上负责，而对上负责的直接逻辑就是不要出乱子，而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谁也无法保证能够杜绝这些乱子的产生;他们需要通过群众测评，甚至还需要直接由选举人选举产生，所以他们自然也要对下负责，因此迎合下面的需求、满足下面的欲望，是他们执政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但涉及到重大的改革问题，上下之间，或者说部分的上下之间，利益是有冲突的、甚至有重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你选择站在任何一边都可能出现偏差。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旧貌，“按既定方针办”，这样可以将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直至安全着陆或者继续上升。所以，面对今天中国的重大问题的改革，需要全体中国人凝聚共识、慨然赴汤蹈火，而不是指望某些个别的官员来“为民做主”。

　　但不管怎么说，60后省部级干部的大规模登场，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不仅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得出来的经验，也是中共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十三大后，中国党政干部的年轻化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年纪越来越轻，学历越来越高，背景越来越清晰，民主的程序也越来越严格。正是有了这个干部任用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日益繁荣昌盛。按照这样的历史逻辑，我们对于60后省部级干部的大量登场，应当抱有积极欢迎的态度。（人民论坛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