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谁来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的冲动

　　谁来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的冲动

　　在佛山市召开的前三季度经济分析会上，该市财政局局长作汇报说，财政工作就要“敢于举债，善于优债”，“许多人问，佛山是否负债过重了？我感觉，佛山还有进一步负债的空间。”

　　这位领导仔细评估了佛山市当前的财政状况，所以认为政府举债仍有空间。另外，以1978年作为基数，中国货币投放增长速度是财富增速的30倍，“越早投入，建设的成本越低，越节省”，在这个背景下，举债被理解成了顺应经济形势的举措，要提倡，而且提倡得要有底气。

　　除了要“敢于举债”，还要“善于优债”。“优债”是个语义丰富而含混的词汇。地方政府可以靠财政兜底，靠经营性资产运作，靠投融资平台汇集资金，从而构建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债务关系。同时，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也是充满技巧的，重组债务关系、冲销呆账坏账、等待中央财政兜底、等待下一届政府埋单等等，总之，风险无法就地化解的就尽量转移、稀释，这大概也算是债务风险的“优化”管理。

　　在地方债务并没有完全纳入公共财政公开透明框架的情况下，以及政府作为债务主体的权、责还没有有效厘清的情况下，“优债”不是真正的债权结构的优化。只要举债冲动得不到限制，“优债”就等于行权力之便。

　　我国《预算法》修正草案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预算不允许有赤字，各级地方政府实行的是“以收定支”的平衡预算。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举债是非常普遍的行为。据审计署2011年6月发布的公告，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10.72万亿元，在审计范围中，没有地方性债务的只有54个县级政府。其中，一些政府的债务超过了财政收入，最高的超过了两倍。这还只是可以明确观察和统计到的数字，对于没有规范管理的地方债而言，这些数字是否揭示了地方债的全貌，还要存疑。

　　很多人担心的是，政府借那么多钱，有没有能力还。我们认为，这是次要问题，政府的权力如此巨大，用经济问题来评判政府举债，没有触及根本，更为关键的，是谁来限制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

　　政府是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实现有序统治的机构，也就是说，它是国家合法性、权威性的表现形式。政府不是公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地方政府化解、稀释、转移债务风险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它的稳健存在，以及它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我国乡镇以上的政府负债都很大，很多隐患和风险常被提示，但有哪个地方政府破产了？国家政权体系会否允许一级政府消失？

　　佛山2010年的常住人口是700多万，人均举债水平是多少？全国那些负债的地区，民众的负担水平又是多少？政府没有私产，借的债无论还得起还不起，都会变成民众负担。

　　我们有那么多的法律规定，仍然难以遏制地方政府举债的奔涌之势。“敢于举债，善于优债”，最大的警示意义就在于，必须把政府举债还原为权力约束问题。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政策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还不够，政府是怎么来的，对谁负责，制度设置要发挥作用，民众作为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主体，更要成为真正的主角。(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