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农妇跪访等弱势表达：底层不意味权益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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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的“秋菊式”守望
类似“跪访”虽是种弱势表达 但这种较真不会让权益矮化
在形形色色的中国面孔中，能够集文化水平低、经济独立性差、社会参与不足、性别歧视等弱势角色于一体的，恐怕非农村妇女莫属了。从最近的“彝凉农妇跪访总理”事件中，能连带出白彩珍、熊德明等一串名字，作为中国新闻叙事中不可磨灭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农妇以“秋菊”般的坚忍，戳弄着现实司法的乡村布局和城乡社会的临界逻辑。于建嵘曾以“底层立场”概括这类弱势表达。而囿于文化水准和表达技术的粗粝，同时也受限于某些渠道的狭窄，她们动辄下跪、自残的“悲壮”，有着迥异于现代社会文化肌理的另类色彩。显然，这样一组面孔投射出来的困境和觉醒，为中国农妇的人格演化提供了一份精神备案。她们也以此昭示了自我诉求的不可漠视——底层，并不意味着权益的矮化。
天然的弱势存在，本能的正义需求——
中国农妇“初长成”
农村妇女，中国社会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的态度和对待她们的态度，最能显现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从一系列“跪访”事件中可以看到，她们内心世界出奇的朴素——事情总是要有个说法的。也许，正是文化素养的缺失，反而让其对正义公平的需求近乎本能。遗憾的是，凭借如此浅显直白的表达，并没有换回应有的保护，反而往往被作为“麻烦人物”再罹不公。
[农妇一面] 天然的弱势形象
还记得那位重庆农妇吴远碧吧，53岁的她，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这是她的原话，听来悲壮得很。
农妇，与其说是一个群体，不如说是一组面孔。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管有着对母性的感佩之至，有着对女性的温存呵护，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农妇都不具备一个可以被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权益核算的群体。
中国农村妇女，在传统中国，甚至在现在的很多地方，一直以家庭属性定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了解农妇，仅仅是通过一个个独立存在的新闻事件，而不是一种群体利益诉求。
农妇的形象，有着古老的延续性脸谱：辛勤、内敛、任劳任怨。
古诗里有很多反映农妇日常起居、辛苦劳作的场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蚕妇》)“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孔雀东南飞》)
由于家庭定位的缘故，农村妇女的经济定位比较低，社会参与更是无从谈起。在吃饭场所都被限定在厨房的时代，权利对她们是奢侈的。
即便经历过近代女权主义，现代个性张扬的淘洗，作为一个偏远角落，中国农妇，仍然带着天然的弱势，默默生存。
在现代社会分工基本形成后，除了通过教育、城市化等，实现渠道性分化，农村妇女还是弱势者的集存——
她们可能同时是一名农民工、一名没有经济地位的家庭成员、一名文化素养比较低的文盲……在鲁迅的眼里，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从“脚”开始的。但是从现在来看，解放“脚”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在社会分配还不够完备的时候，权利申诉也伴随着无力，其中包括生存权。这一点，都市白领女子，可能体会不深。
还记得那位重庆农妇吴远碧吧，53岁的她，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这是她的原话，听来悲壮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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