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名字1万多个 仍有逾千在核实(2)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

　　费仲兴说：“田野调查是个体力活儿，需要很好的身体。我当年也是只能做到半天访谈，半天整理记录。”

　　十余次的常态

　　同一个幸存者，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有的不下10次

　　在费仲兴印象中，最艰难的一次调查是在庞家边村一起为时3年的寻访。

　　1937年12月9日，年仅15岁的刘素珍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用指挥刀砍头，像削梨一样杀人”。被杀的是13个黄梅桥来的难民，她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她的回忆中有大量细节，但是当时我的访问者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不像其他事件那样能多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费仲兴说。

　　这事成了费仲兴的心病。

　　在庞家边遇难的13人是黄梅桥哪个村的呢？

　　直到3年后的2007年9月他才从句容无意中听到一个线索，锁定了遇难者们出自下涧西村。

　　从该村的幸存者口中，费仲兴听到的故事印证了刘素珍的说法。他还得知了其中8人的姓名。

　　费仲兴介绍，幸存者们清楚屠杀的过程，而不知道遇难者姓名的情况很普遍，往往需要两个独立的信源互相印证、补充。

　　“知道姓名的遇难者，与不知道姓名的遇难者，初略估计是一比一。也就是说，汤山地区遇难者总数估计在1500-2000人之间。”

　　就同一个幸存者，只要是有价值的访谈对象，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首次是熟悉、访问，第二次为老人拍照，第三次将整理好的材料读给老人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3年多调查时间里，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有的老人找了不下10来次”，费仲兴说。

　　这种状态，在南大张生、南师大张连红对田野调查的讲述中有出现，拜访同一个幸存者10余次“是一种常态”。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南大的教授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

　　“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下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

　　结合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自杀、见证者魏特琳崩溃等案例，张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

　　前后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我只关心他的生活状态，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为一位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

　　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

　　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去年12月19日晚，姜良芹说。

　　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孙宅巍，今年72岁，他30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致力于编写遇难者辞条，包括姓名，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遇难，至今已有1500余条。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

　　孙宅巍举例说，发生在下关电厂的屠杀，根据当年国民政府的记录，曾有“许江生等45名工人被屠杀”。

　　他亲自走访了下关电厂，发现在当地的遇难者纪念碑上竟没有此人的名字。

　　通过对比早先一块纪念碑的照片和文字记载，以孙宅巍确认，虽然45人的遇难者数字是真实的，但“许江生”并不存在，而是当时调查者对遇难者“徐京生”的误读。

　　他为一个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尾声

　　经过75年后，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讲述庞家边惨案的刘素珍，已经辞世

　　有研究者对新京报记者称，1990年代还有2000多名幸存者在世，至今只余约200名。

　　南师大张连红表示缺乏类似数据统计，“幸存者确实越来越少，口述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难做。”

　　“通过幸存者寻找遇难者名单这项工作，现在已经走到了历史规律的尾声”，费仲兴说。

　　南大张生赞同这一观点称，经过75年后，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强化投入是否能够找到更多遇难者名单？去年12月25日，纪念馆研究员刘燕军表示，“努力也不一定能成正效应，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们没有放弃”，2010年，无锡发现一名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拉贝家中避难的幸存者，当时拉贝离开南京时每个在拉贝家中的人都有签名对其表示感谢，此人就在签名中。“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立马赶了过去”，张生说。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

　　犹太人自战后一直在从事庞大的对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核实工程。2004年11月，“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通过互联网在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建造了12米高的一堵遇难者档案墙，墙上1万多名遇难者的档案袋里，是数十年来整理的遇难者姓名、身份、遇难信息、见证人证言等详细信息。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在核实中，“哭墙”的空白在为他们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