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真正的崛起靠改革

　　原标题：“中国真正崛起靠改革”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再次把改革开放摆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近年来，面对多元利益格局的变化，协调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也在加大。要达成广泛的改革共识，回溯改革的源起，厘清改革的基本框架就尤为重要。日前，《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他介绍了我国走过的改革之路。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30多年来改革的道路，比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设想是什么，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然后，还要深入地讨论到底要改什么，怎样改。

　　总结我们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了改革兴国的道路，这种认识是一步步清楚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搞不清楚，派出各种代表团到国外学习考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向外国学习。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认识逐步清晰起来了，最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这个历史性决定20周年。

　　1985年“顶层设计”的一年

　　我个人认为，1985年是弄清楚改革目标的关键一年，主要发生了4个重要事件。

　　第一件事：1985年初，一份由邓小平提议进行的中外合作的全面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面世。为了进行这次考察，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专家团队，在中国各个领域派出的小组的配合下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1个主报告和6个分报告。这些报告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做法，提出了中国可以实现改革和发展的可选方案。中国政府领导不但自己认真阅读，还下发政府的综合部门要求停止日常工作进行研讨。

　　第二件事：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博士生和两个硕士生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进行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为核心的改革综合设计，得到了领导的认可。随后组成了9人小组，开始做了一个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后来就变成了国家体改委的第一个总体设计。在此之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苏联的一种说法，世界上更通用的名称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这种提法虽然有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好处，但也容易造成误解，使许多人以为“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这种认识其实是不确切的。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市场机制，或者说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通俗化地说就是反映供求状况的市场价格，将资源引导到最有效的地方。

　　第三件事：巴山轮会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1985年，国内出现了严重通胀，大家才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还需要有政府的调节。为此，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就会同世界银行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大师级人物，最终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一是改革的目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发言将现代经济分成了4种。两头的是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用命令来支配的计划经济。中间的两种，一是“市场社会主义”，如东欧等国，在计划经济调节下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与会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倾向于后一种模式。

　　二是改革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去在中国的流行观点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有益无害。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头号大师、托宾和德国联邦银行原行长艾明格尔，尽管学派不同，但研究了当时中国情况后，一致认为，中国应当运用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的“三紧政策”，来抑制正在冒头的通货膨胀。

　　第四件事：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集中体现出了上述讨论形成的共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体化为三个环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过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所讲的市场，只是指商品市场而不包括要素市场。1985年中国党代会会议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劳务市场(即劳动力市场)等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理念已经超越了东欧的老师。

　　可以说，到1985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或者说“顶层设计”已经清楚。

　　1994年“全面改革”的一年

　　从1994年开始，按照总体规划推出了全面改革。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再次和朱镕基谈起这个问题。

　　1991年10月到12月间，江泽民总书记邀请一些研究人员讨论重大的理论和方针问题。一共开了11次座谈会，讨论这样三个问题：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当时在这些座谈会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提供了两篇书面发言，一篇是“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这是一篇经济学教科书式的文章，讲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另一篇是“中国应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把会上的发言编成三本材料送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参阅。

　　经过细致的准备，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提出对改革目标存在几种不同意见，包括“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江泽民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江泽民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够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江泽民的讲话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样，10月份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立起来。

　　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全面推出了改革。后来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特别是十五大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说，我们还在吃“这碗饭”，这正是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崛起的制度基础。

　　到了20世纪末，中国宣布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仔细想想，我们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旧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存在，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也太多，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以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重重，经济社会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成为克服困难、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记者 王振宏 任鹏飞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