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载文: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等重要领域改革破题

　　尽快成立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出台中长期改革规划，合理选择改革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创新改革推进方式，把握改革主动权

　　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逼迫我们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改革的破题。

　　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如何从规模城镇化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未来5～10年，我国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人口城镇化能不能从现在的35%提高到2020年50%～55%左右，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是人口城镇化转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破题。有关部委的“方案”提出，到2020年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判断与实际需求还有差距。如果到2020年才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恐怕不仅是个经济社会问题，由此可能产生某些政治性问题。应当说，解决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总体成熟，应把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与未来转型改革相结合，力争在2～3年实现突破：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即1.6亿农民工中大概有一半解决市民化，其余的纳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也就是说，到“十二五”结束的时候，“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近1～2年可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率先实现有条件农民工的市民化。1～2年内尽快放开中小城镇农民工市民化的限制。

　　其次，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户籍制度改革在1～2年左右需要破题。2020年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分三步推进：第一步对城市常住人口放开户籍；第二步实行居民登记制度；第三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

　　再次，农村土地改革需要破题。农村土地改革有一个提高农民在土地征用中的收益份额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立农民土地的物权性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农村土地立法过程中，曾试图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成为物权，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从实践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的关键是把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变为物权关系，以受到《物权法》的保护。这样做可以使进城的农民能够有一块财产；能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主体地位。未来2～3年，土地法修改中，应该争取在农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上破题。

　　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已远远超越收入分配本身，成为转型改革全局的焦点性问题。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直接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相联系；调整利益关系更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两个突出矛盾。近年来，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关注开始成为聚焦点，能不能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有所突破，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

　　努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总体看，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个“倍增”不是在收入差距现状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重点的收入倍增。也就是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很大程度依赖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我建议，明确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即在目前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左右，由此形成6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从而为实现消费主导的转型改革提供基本支撑；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

　　以制度公平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目前的主要问题是：

　　城乡间、各类群体间不仅存在水平的差距，更有制度不公平的矛盾。如在城市内的养老保险有三种体制设计，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由于这种体制设计，使得养老保险的实际水平在不同人群中的差距十分明显。

　　城乡制度对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可以有差距，但是逐步实现制度统一是大趋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重在制度公平，制度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今后几年，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需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着力推进制度统一、制度公平。

　　财政支出结构要有明显调整。以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要求财政支出结构有重要改变。应当说，行政支出大有缩小的空间。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支出有所上升，但支出比例与有些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不仅要看每年支出的绝对数，更要硬性规定支出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