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刊文：凝聚改革共识需包容态度和务实精神

　　多想想怎么办

　　-刘云川

　　中国的改革，总会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怎么看，二是拿这些问题怎么办。前者更多触及的是思想认识层面，注重的是对不对、该不该的价值判断；后者更多探求的是改革的实践路径，注重的是能不能、行不行的解决方案。这两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改革之前，也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

　　应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无法回避怎么看的问题。改革离不开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现状的思考，往往首先在思想认识领域掀起波澜，引发争论，伴随不同程度的思想解放，进而促成改革的具体行动。没有这种思考、争论，改革往往就难以启动和推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同时，另一条改革的基本规律是：不拿出解决方案的改革，是无法成功的。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等领域都有大量问题凸显出来，需要想办法解决。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些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对改革面临的问题，对存在的争议，我们需要经常进行反思，有时需要多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不论我们的愿望如何美好，批判的理由如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光说不行，关键是怎么做。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谈论改革问题，不能只想应然，不问实然；不能光想怎么看，更要多想想怎么办；不能只想对不对、该不该，更要多想想能不能、行不行。在很大程度上，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决定操作性，操作性决定可行性。有了针对性、操作性、可行性，我们的改革才能成功。

　　非实干不能兴邦，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得到了证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多思想流派，都对这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改革建议。但到战国结束时，改革效果最好的是法家。法家为什么成功？因为当儒道墨各家都在执着地批判现实，讲仁义、讲天道、讲非攻，却拿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时候，法家一下就抓住了在乱世中生存发展的要害：加强中央集权和富国强兵，并坚决推出了军功授爵制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变法措施。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时，距1853年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大门不过十余年，国内对改革的意见并没有达成一致，思想启蒙实际上也尚不充分，但日本并没有在彻底解决思想争论之后才去进行改革，而是实践先行，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改革措施，很快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先进国家。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俾斯麦改革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这位“铁血宰相”不尚空谈，拿出的改革措施条条服务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现实目的，条条通往普鲁士的强国之路。很显然，能够放下“怎么看”，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办” 上来，是这些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经历过许多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改革运动，基本上都失败了。任何改革，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想和价值层面，不可能在彻底解决思想领域的论争，解决价值层面的冲突后再去进行。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者，那么多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为之争论不休，以致胡适呼吁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最后解决问题了吗？只有共产党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那就是实行土地革命，赢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所以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不争论”的重要思想，没有这一招，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改革不能失去理想，但是，理想本身并不能解决实现理想的问题。梦想的天空里永远建不起辉煌的大厦，只有植根于现实的土壤，真抓实干，理想才有实现的希望。

　　多想想怎么办，也有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对许多问题，只有在务实办的过程中才会明白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才会懂得辩证看问题的必要性。有些观点和口号，听起来很美好，但往深里想，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祸国殃民。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先试点，成功了再推广，这避免了很多弯路。正确思想方法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必须力戒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力戒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力戒片面性、情绪化。思想方法搞对头了，困扰我们的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就会比较容易解决。

　　多想想怎么办，还有助于搁置思想争议，先集中精力解决实际问题，而把是非功过留给历史来评判。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那些不得不改的改革、背水一战的改革，往往是最成功的，像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等。因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解决问题的需要特别迫切，人们只能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放在一边，直接考虑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这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思想认识障碍，迅速达成了改革共识。历史地看，改革措施对不对、好不好，在当时往往难以得出最终结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经济特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不是没有不同看法，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举措都是正确的，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创举。如果我们还一直陷在“怎么看”里面打转，改革的成功不可想象。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基本的方法论。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在没有前人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的路怎么走，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现成的答案。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很多时候在思想认识问题上只能求同存异，先到实践中去摸石头、找规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下一块石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还不好下结论。可是，如果不伸出摸石头那只手，河就永远过不去。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探索中推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多样化使得对改革的价值评价也肯定是多元的。要求一种改革方案、一项改革措施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和诉求，赢得所有人的正面评价和支持，已经是很难很难了，对改革设计者来说也不公平。改革中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但现阶段能够做的事情可能就那么一两件、三五件，最适合我们干的事情也可能只有那么一两件、三五件。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把能做的事情先做了，想做而暂时还做不到的事情才有完成的可能。不要幻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是空想，不符合客观规律。

　　批判很容易，干实事很难。中国的改革，需要社会舆论的包容态度，更需要实践领域的务实精神。在怎么看的问题上，我们光有一腔热血、满腹牢骚没有用，不妨来个换位思考：如果这事归我管，我该怎么办？认真地这样想一想，也许看问题就不会片面、偏激，就不会简单化、绝对化，凝聚改革共识也许就不会那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