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献计“中国路径” 中等收入陷阱可逾越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7日上午举行第二场记者会，民盟中央原名誉副主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无党派人士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国家林业局原局长、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贾治邦，分别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生态建设、“三农”和城镇化、实体经济和政策趋向以及区域经济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献计“中国路径”。

　　◆◆◆李毅中

　　产能过剩是不争事实 关键要避免新的过剩

　　在中国经济当前“调结构转方式”的战场上，我国传统产业仍产能过剩，成为我国产能结构不合理的集中体现。记者将如何应对“产能过剩”的难题，扔给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委员。

　　“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李毅中承认，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甚至风电设备、光伏电池、多晶硅等行业都是严重产能过剩。过剩的能力就是落后的、需要淘汰的能力。

　　如何化解？李毅中开出的“药方”是根据市场状况，分行业认真研究，采取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办法。“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化解部分能力的过剩，还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在国内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在国际上，可以“走出去”发挥这部分产能的优势，用技术和装备来化解落后产能的矛盾。”

　　李毅中特别强调，最根本还是要对落后产能的存量进行化解，且千万不能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一定要把住源头，提高行业门槛，用节能环保、质量安全、自动化水平等方式限制那些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经过努力，我相信这种状况可能会缓解。”

　　◆◆◆　厉以宁

　　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

　　对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而言，有他在场的地方必有人问之“中国经济走势”的问题，记者会也不例外。厉以宁表示，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

　　厉以宁认为，2013年的经济形势是稳中有进，我国经济年增长速度7%到8%已经是常态，不可能出现过去的双位数增长。同时物价上涨压力也还在，如果今年没有大的国际影响和天气变化，物价或许会保持在现在的水平。

　　“什么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是金融。”厉以宁解释说，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拉动，因此需要结合城镇化来谈，城镇化资金来自于地方筹集，所以投资存在过剩的风险。此外，经济增长要有效率，否则金融大量发放以后，地方政府的债款怎么还？这是一定要预防的风险。

　　厉以宁建议，城镇化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全国一窝蜂进行城镇化建设，或将促成金融危机的发生。

◆◆◆　贾治邦

　　环保问题有赖于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

　　水、雾霾、土壤和地下水等环境污染问题，近日频频见诸报端。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国家林业局原局长、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贾治邦委员说了两个字——“落实”。

　　“当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抓好一切工作的落实问题，使它尽快见到成效。”贾治邦提出，要抓好工业战线的直接减排，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积极加快淘汰黄标车，推广使用电力和天然气的清洁能源。

　　“更要落实抓好间接减排，抓好生态建设。”贾治邦说，首先要加大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力度，其次还要继续实施、推动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此外，目前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比较滞后，有的也呈现碎片化，因此要完善制度，健全法规，尤其要提高违法成本。

　　贾治邦表示，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是包括公民自己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使城市每个人都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真正成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实践者、保护者和监督者。

◆◆◆　陈锡文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待实践验证

　　长期以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业界一直争论不下，亦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委员首先承认，中国最近这些年确实一直在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中国也是世界上种植转基因农产品规模比较大的国家，但要是种植的是棉花，而不是食用农产品。

　　“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大豆上，去年我们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大豆，它主要来自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陈锡文介绍说。

　　关于大量进口大豆的用途，陈锡文称，首先是榨油，老百姓吃的大豆油和调和油中都有一部分是转基因大豆榨出来的油。而榨油之后的饼粕，则是养殖业饲料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公众十分关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这在学界也有非常强的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拿不出足够证据说绝对安全或绝对不安全，所以应当通过实践来证明。”陈锡文表示，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农业发展到现在，我们研究和运用了很多种新农作物品种，目前每天每年也都在诞生新品种，人类社会也在不断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新物种的安全性。“但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有听过谁由于食用了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安全问题的事实。”

　　◆◆◆　杜 鹰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方能让特区“特”起来

　　近年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出台了很多区域规划，从西部大开发到中部崛起，到海西经济区，再到中原经济区等，东南西北中各个板块都有涉及，公众不禁大呼“特区不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委员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差距一直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效益以及质量。相当一段时间内，区域发展差距是扩大的。“在‘八五’时期，西部和东部相比，经济速度落后五个百分点，这既不利于各地优势的发挥和交换，同时也不利于扩大内需。”

　　此背景下，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第一次提出要实行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东部率先四大板块为标识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发改委副主任的杜鹰对此背景十分熟悉，他解释说，为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近些年我国确实比较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性规划和指导文件，目的是使区域发展的指向更加明确，战略格局更加清晰，支持的政策能够更加完善。

　　杜鹰拿起手中的一组数字，“这些战略的成效如何？数据显示，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2008年中西部加东北三大板块的增速全面超过东部地区，且到现在连续保持五年，形成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好的局面。”尽管有数据支撑，杜鹰仍然认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还是偏大。

　　关于媒体对“特区不特”的担忧，杜鹰表示，将会在整个区域开发中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差距缩小之前还应努力率先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发展中，一定会在保护中进行开发。”

　　◆◆◆　林毅夫 厉以宁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逾越

　　“中等收入陷阱”，这可能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出现的另一种声音。评论认为，随着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步伐，中国可能在接下来的20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和环境问题。中国真的无可避免地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林毅夫首先对这个命题给予否定，他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同时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造成了贫富差距的产生。

　　“从统计资料来看，大部分陷入到低收入水平或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和地区，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让国家较快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道路。”林毅夫表示。

　　对此问题，厉以宁委员迫不及待地补充认为，也不是中等收入阶段才有陷阱，最大和最多的陷阱恐怕是低收入阶段。

　　“高收入国家是不是就没有陷阱呢？”厉以宁以希腊债务危机举例，高收入国家同样面临着风险和危机。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除了林毅夫委员提到的，还有社会不和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加上技术创新，我相信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逾越。” 包松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