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焦虑困境求解：应做好公共服务全覆盖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人当前焦虑状况调查”结果显示，80.1%的人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74.5%的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88.9%的人赞同“全民焦虑症”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这个调查清晰地呈现了当下社会公众的焦虑困境。

　　全民在焦虑什么

　　从经济学视角看，焦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或者虽然知道可能发生的多种事件和结果，但是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其发生的时间和概率。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对人生、前景的不确定感，心里不踏实。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自然就会形成全民焦虑现象。

　　简单来看，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分为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打破“大锅饭”，释放劳动者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下，国民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但同时也让劳动者失去了原有体制下的安全感，进而对未来充满迷茫。宏观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周期的起伏，微观企业的经营好坏、甚至老板个人的偏好，都对个体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毕业即失业，是很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对未来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焦虑，也增加了其背后整个家庭的焦虑。

　　此外，收入的不确定性还来源于工资的增长与CPI上涨的关系。当CPI高于工资上涨幅度时，我们的实际购买能力是下降的，因此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我们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感受，进而预防性动机增强，才会有钱不敢花。可当利率水平又跑不过CPI的时候，钱放在银行也是越来越贬值。手中的钱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民众进退两难，焦虑不已。

　　而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多。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成为了国人的梦魇。房价在国家的调控中如桀骜的野马，越调越高。未买房的盼降价，买了房的盼升值，每一次政策的波动，都牵扯动国人敏感的神经。在喧嚣声中，无奈的是普通的基层劳动者，现在买不起、以后更买不起的预期，使得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现状，居无定所，怎能不焦虑？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教育也是如此。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语成名之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成了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垄断性让人们对重点学校趋之若鹜。学区内住房价格的暴涨、从孩子出生就要到幼儿园排队报名以及跨区域就读的借读费、赞助费等等，使得家长无所适从。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也日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已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范围，但仍游离在社保系统之外的老人大有人在，且社保退休工资大部分仅为员工在职时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保基金黑洞不仅未缩小，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何安度晚年，就成了每一个老百姓的担忧。

　　如果说以上问题仍然是大范围可预期，或者说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规避，而生老病死则是不能被回避的风险。人民论坛焦虑度调查中，“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位居公众最焦虑的个人问题之首，现实中多少人因病返贫，因病破家，的确让民众对未来的生活看不清、摸不透。

　　加上完全不能被个人所掌控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财产安全问题，全民焦虑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结果。这些问题直接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缺少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迷茫、心情焦虑，并最终导致不幸福。

　　如何提升全民幸福感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焦灼不安，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公众缺少安全感、幸福感；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人人自危，直接动摇社会和谐乃至稳定的根基。因此削平不确定性，提高全民的幸福感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总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放慢步伐，从追求经济“量”的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质”的提高上来。

　　民众的幸福就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量”与“质”，“量”可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反映，而“质”可以用“GNH”(国民幸福指数)反映。“幸福经济学”奠基人伊斯特林的话一语中的：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幸福，但有了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有幸福。这句话指出了经济手段对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阶段性约束特点。经济短缺时，经济的增“量”很重要，而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的提“质”可能就更重要了。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大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项目有可能对当地环境和群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这些显然都会给民众幸福提升带来明显负效应。

　　在未来的“质量经济”发展中，新思维的建立很重要。GDP代表的是新创造的全部财富，而不是国民所拥有的财富，更不管财富的质量。“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需及时转向“全民参与”型经济增长，只有民众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此外，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入”，更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出”，在努力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成果的分享。

　　第二，政府要主动从与民争利的经济建设中退出来，改变目前的地方政府公司型治理结构，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干自己该干的，并干好自己该干的。

　　小政府才会导致大市场，而大政府必然导致小市场。政府管得越少，经济发展反而可能越好，税费水平越低，税基发展越快。这不是一种理论阐发，而是一种实践的总结。信任市场，信任市场参与者，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的首创精神，对市场保持一份敬畏，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往往可能“有好心，却办坏事”。

　　第三，努力做好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全覆盖，着力平滑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欧美国家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等老百姓福利性支出的比例一般占到60%-70%，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足30%。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的投入，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将能有效降低民众对未来就业、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预期。只要我们正视“全民焦虑”，以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纾缓、抚慰公众积压已久的焦虑情感，每个人都拥有希望，全民焦虑症就会消于无形，我们才能拥有真正中国梦。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张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