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近两成公众认为当前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通过对转型期信访人与普通公众社会心理现状与趋势的比较，可及时确定社会心理状态的基准，为社会管理风险预警提供依据

　　“信访人员与普通公众一样，对于群体归属感的认知，均呈现出强烈的底层认同。此外，信访人员负面情绪水平显著高于普通公众。”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曹颖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2012年初开始，曹颖与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课题组其他成员一起，采取问卷调查、召开主题座谈会以及深度访谈等方式，对北京市普通公众和信访人员两类人群的社会心理特征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上述结论。

　　课题组认为，信访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折射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和负面心态。通过对转型期信访人与普通公众社会心理现状与趋势的比较，可及时确定社会心理状态的基准，为社会管理风险预警提供依据。

　　对社会评价与公众一致

　　据了解，这次课题组关注的主要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心理状态，包括社会评价与感受、社会态度、情绪与行为倾向等。

　　本次调查请被访者对每一方面进行了2～10题的主观评价，每题均按照7级量表进行勾选，包含了正向和反向问题。如：“您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吗？”1为“非常不满意”，7为“非常满意”。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7级量表中，公众对于社会评价与感受的评分在4.06～4.76之间(分数越高，评价越好越正向)。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往往更关注负面效应较多的社会现象。其中，对于贫富差距的评价值最低，为3.46，其次是腐败和食品安全，分别为3.73和3.54；有22.2%的公众在7级量表中选择了“1”，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而只有6.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非常小；有18.4%的公众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而只有8.1%的人认为腐败现象根本不严重。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百姓对社会的期望和诉求不断提高，加之各种与贫富差距、官员腐败、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和事件在网络大量传播，公众越来越倾向于给予更多负面的社会评价。”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满琪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统计数据表明，年龄越大，对于腐败问题越忧心忡忡。同40岁以下人群相比，40岁及以上人群认为腐败问题更为严重(3.43比3.05)。

　　对于社会矛盾的认知与预期方面，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未来5年内依然是热点和焦点问题。位列前5位的依次是住房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养老保障问题、物价问题和腐败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于大多数问题的未来预期均趋于向好，但是对于分配问题、拆迁问题、物价问题和就业问题的预期却不容乐观，特别是对于分配问题而言，公众认为未来的分配不公平将越来越严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信访人员和普通公众在政府评价、社会预期、环境问题、食品安全以及百姓心态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未存在显著差异。

　　相对被剥夺感更为强烈

　　“相对被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愤愤不平”。“当被问及您过得怎么样的时候，您回答问题时最可能和谁相比”，55.4%的公众选择与朋友和同事相比，其中选择与同事相比占22.9%，居第一位。

　　课题组成员、北京东城区行政学院徐珊珊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说明公众在进行生活比较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身份、地位、收入等相近的群体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相差悬殊的群体相比。比如与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比较两个选项仅分别占3.8%和1.5%。

　　在“与周围人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他们相比怎样；您觉得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其中自我归因占36.1%，主要表现在“自己能力不足、努力不够、选错行、自己身心状态不佳”等方面，在社会归因中，认为是“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占19.2%，“社会提供的机会不足”占到12.8%，加起来占到了32%。

　　对此，徐珊珊认为，这样的数据表明公众在自己的社会状况归因中主要还是个人归因和社会归因，在所有归因中对“社会不公正”的归因为19.2%，列个人归因之后，占第二位，表明公众认为社会不公正是导致他们社会状态不佳的重要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与5年前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否有变化”和“您觉得再过5年您的社会地位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两题的均值分别为4.23和4.59。“这说明在现在与过去、未来与现在的生活状态对比中，公众呈现的是正向评价，对未来的生活抱有积极的心态和希望，对未来生活有着较好的预期。”曹颖认为。

　　如果考察不同群体的相对被剥夺感，可以发现，相对被剥夺感同收入密切相关，即收入越低，相对被剥夺感越强烈。

　　然而，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及5年后的社会地位预期时，收入低的人群却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认为虽然目前收入较低，但是未来会变得更好。此外，年龄小的人对于未来的预期更好一些：40岁以下者认为未来5年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更高。

　　从本次调查数据分析，与普通公众相比，信访人员的相对被剥夺感更为强烈，尤其是在社会地位的评价和预期方面，信访人员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仅在当前比同龄人更低，而且在未来也不会向更好的方向变化。

　　“这种隐性不满一旦表现为比较激烈的行为倾向，无疑将加剧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徐珊珊说。

　　对政府有较强的信任感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它的情绪性。这种情绪性虽然表现为个体的情绪体验或情绪基调，但最终可能汇聚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情绪表现，从而像黏合剂一样将整个社会整合起来。

　　与普通公众相比，信访人员在“平和”、“怀有希望”等正向词汇方面的情绪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公众；而“怨恨”、“不安”等负面情绪水平则显著高于普通公众，显示出一种非常悲观、消极的情绪。

　　徐珊珊认为，信访人员的这种负面情绪多指向贪污腐败、房屋拆迁、贫富差距等问题，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感、个人发展困难、面临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从长期现实来看，这一群体的负面情绪很可能在某些情境下转化为整个社会的负面情绪，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心理的基调。”徐珊珊说。

　　从本次调查数据分析，愤怒、敌意、不安、警觉、忧虑是信访人员情绪的主基调。这一数据结果与信访人员的实际经历相匹配，信访人员由于其信访经历，在心态和情绪上必然会表现出比普通公众更为负面和强烈的情感，这些心理上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也反映在其行为的激化上面。

　　然而，在调查中信访人员认为“有希望”的比例却又占到20%，表明信访人员对于自己问题的解决仍抱有强烈的愿望，也对政府怀有较强的信任感。

　　健全社会心理预警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化调整是导致公众社会心理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如果持续考察公众和信访人在心理状态方面的差距变化和变化率，就可以监测社会心理状况的变动趋势，进而监测社会情绪和潜在矛盾变化的严重程度，实现社会风险预警。

　　由此，加大社会心理预防和干预机制建设，建立医疗、卫生、公安、教育、消防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心理预警体系，通过各种途径营造一种积极、正向的社会心理氛围，是转型期政府社会心理管理与服务的可行之道。

　　首先，建立常态化的社会心理与管理体系。“社会心理管理应是预防性的、服务导向的柔性管理机制，是一种常态管理而不是运动式的应急管理；应面向普通人群和基层组织，重视培育积极的心理状态，着重增强公众的心理储备与心理资本，而不是发掘特定人群的不良状态和关注预警。”曹颖说，“因此，相关的社会心理管理与服务应纳入政府日常管理轨道，以形成常态、长效、可持续的管理机制，包括管理流程、管理机构和评价办法。”

　　其次，建立社会心理管理与干预联动体系。“部门联动是当前进行各项工作的最大难点。但是，从效率角度看，部门联动正是提升办事效率的最大优势。”徐珊珊说，建议借鉴政法部门的“联席报告单”，即各个部门以联席报告单为线索，按照事项分管原则层层传递，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联席报告单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任务事项的有序、按时完成。

　　第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徐珊珊认为，“政府部门可以作为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核心部门，在信息管理与监测、理论前瞻研究、中介组织构建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而具体工作的实施则可以充分依赖非政府组织或者市场部门来进行。”(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