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过半农民工想当市民 城里房价高成最大困难

制图：张芳曼

　　人社部劳科所调查显示

　　过半农民工 很想当市民

　　本报记者 白天亮

　　最大困难：城里房价太高

　　农民工市民化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农民工自身对市民化怎么看？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哪些？

　　4月11日，记者获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对此进行了专门调研，并形成了正式报告。

　　课题组历时半年时间，在北京、四川、广东、陕西、湖北和浙江开展了调查。

　　调查显示，在“您准备在这座城市继续住多长时间”一题中，61.95%的农民工选择“能待多久就待多久”，31.09%的农民工选择“如果可能就在这儿安家住下去”，还有6.96%的农民工选择“住上几年”。

　　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的原因有哪些？调查发现，排第一位的是“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有保障”，占55.70%，排第二的原因是“子女能进城上学”，第三是“能学技术长见识，有发展前途”，第四是“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城市看病方便”排第五。

　　不愿意定居城镇的原因里，排第一位的是“买不起房”，占65.29%，第二位原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第三、四位原因分别是“能与家人在一起，孝敬父母”和“农村有地有房子”。约有13.71%的农民工选择“我们根本不属于这里，迟早要回去”。

　　调查同时显示，“没有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难。一半多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难是“没有住房”，占55.12%。

　　根据调查，59.93%的农民工愿意在城镇买房，改善生活和子女上学是农民工愿意在城镇买房的两大原因。40.07%的人不愿意在城镇买房，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占到73.45%。26.29%是因为“工作不稳定、没必要买房”，10.66%是因为“城市污染严重”。

　　重大障碍：城乡二元制度

　　课题组认为，农民工市民化首要障碍是城乡二元制度。我国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得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无法成为城市的真正居民。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虽有所突破，但大中城市尤其是京沪广等大城市的户口放开有限。

　　这意味着，农民进入城市从事新职业，却很难改变原有的农民身份，在社会中形成了有别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第三类群体，在城市内部又形成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包括居住社区上的二元结构、享受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利上的二元结构、就业上的二元结构。

　　其次，劳动权益受损，抑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目前仍有不少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条件普遍较差，工资水平明显偏低。

　　第三，公共服务不足，减缓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目前，大部分地区未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提出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不对外来农民工开放。义务教育阶段以公办教育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格局基本形成，但地区不平衡，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异地高考问题突出。

　　第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有偏差，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

　　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农业份额的大幅度下降和城市化的推进。而在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种结构的偏差，很大程度反映在农民工身上。近1.6亿的外出农民工在城镇的二、三产业就业并创造GDP，却因种种障碍，无法完成市民化真正成为市民。

　　首要任务：公共服务均等

　　课题主持人、人社部劳科所所长郑东亮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既要在数量上实现相当部分农民工身份、工作的转化，更要在质量上实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合。

　　他表示，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可以定位于，在未来20年，以平均每年80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30年完成市民化的第一阶段转换，即身份、工作、公共服务的市民待遇；第二阶段则是更长时间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融合、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

　　届时，伴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完成，农民工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

　　课题指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要统筹考虑城市布局，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避免出现“大城市病”、“贫民窟”。

　　要调整区域发展布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须做好迎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准备，促进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与此相对应，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培养新型产业工人，鼓励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尤其是家庭服务业。

　　农民工市民化，要实施哪些措施？

　　课题组认为，首要任务是破除二元制度障碍，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五项公共服务。即子女教育、居住、医疗、养老保险和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要强化输入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根据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按照公平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

　　课题组特别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工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应当允许他们带着这些权利进城，有利于规范发展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