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析中国公共外交挑战：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更多专业人士，把公共外交理念变成行动

　　“我们对外交往的时候，常常道理说得太多。”4月3日，启程赴博鳌亚洲论坛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说。

　　数天后，在海南博鳌，这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前政府官员重申自己的观点：“着重讲好中国故事。”

　　博鳌论坛本身即是“讲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汇集多国政商学各界精英，论坛展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丰富层次。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决策层和实业界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继十八大报告提出“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后，一个专门的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也已于2012年底成立。协会秘书长宋荣华认为，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不信任和怀疑，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最紧迫难题。

　　不过，尽管致力于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但失语、误解依然难免，甚至不乏事倍功半之举。公共外交从理念到行动，之间仍横亘诸多挑战。

　　中国故事应该怎么讲？

　　用好国家力量

　　在赵启正看来，发出声音，并被受众听进去，即所谓“话语(权)力”。公共外交离不开话语力。

　　话语力的强弱，则首先取决于一国之综合力量。赵启正表示，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更加重视中国，中国也愿意把自己的情况说出去，这是中国公共外交最好的时机。

　　“国家强，话语力才重；国家弱，话语力就轻。”赵启正说。

　　但国家力量若不加以善用，则生硬有余，即便投入大量资源，往往事倍功半。

　　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看来，拓宽对外宣传渠道，固然有助于改进公共外交，但仅是大量开通对外传播的媒体渠道，不足以改变软实力的弱势。还须探索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新方式，关键是加强中央的“整盘棋”统筹能力。

　　赵启正提议重视“国家的修辞力量”：在国家实力一定的前提下，国家修辞可以增强国家的话语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际舆论。“比如，美国一向非常注重国家修辞的作用，其总统就职演说就常常达到国家修辞的极致。”

　　“国家修辞”离不开一些关键话语，后者体现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对内形成统一认识，对外获得广泛理解”，赵启正说，但如果只是一些外国人难懂的政治词汇，反而达不到预想的“政治效果”。

　　在专业人士眼中，这种更具修辞效应的核心词汇近年来不断涌现。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认为，中国阐释、中国诉求、中国期盼，凝聚成一个词就是“中国梦”。这个梦超越中国发展层面，着眼于发展之后的中国选择，让中国有更强劲的精神动力，也让世界明了中国的追求。

　　不必特意“整容”

　　4月7日，博鳌论坛“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的分论坛上，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提问：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启正着重提出了语言和信仰的障碍。他又补充：“我们一旦交流、说清楚了，这种障碍就可以跨越。公共外交活动一定是跨文化的活动。”

　　“文化交流是政治、经济交往的基础，需要有形式多样的跨文化产品，但切不可闭门造车。”赵启正表示，比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外文出版物中少有精品。

　　主动树立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固然不可或缺，深入民间的“借力”也颇显成效。一部中国家庭伦理剧在坦桑尼亚热播，连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专门评价：“这使坦桑尼亚观众了解到中国老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

　　“公共外交就是表达你自己身边的真实的中国故事，不必特意去‘整容’，只要‘洗干净脸’就可以了。”赵启正说，国家关系基础是民间的互相理解，只有与外国公众建立了比较亲密友好的关系之后，两国的全面关系才能不断改善提升。

　　宋荣华认为，特别要加强民间的友好交流。政府和社会团体应为民间交流多牵线搭桥，更多地鼓励、扶持民间力量去挖掘中外交流的好题材、好故事、好方法。

　　培养智库人才

　　对于陈雨露的提问，来自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启安(AlistairMichie)则认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挑战在于如何把政策变成行动。“在国内使用的方法在国外不一定奏效，”他建议，应进行大量培训，帮助中国的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此外，要“更关注吸引年轻人的互联网”。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表示，中国媒体的宣传工作做了很多，但外国人有时并没有关注。真正关注的时候，95%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而不是有好东西的时候。“中国需要加强负面问题报道的公共外交，这可能成为你讲述故事的最佳时机。”

　　专业人才的培养因此被反复提及。陈雨露认为，高校应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他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就是要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并在将来联合相关院校，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智库。

　　赵启正表示，有效开展公共外交，需要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层面作出努力，可“及时对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不断地修正实施办法”。□文/记者董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