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公职岗位岂能成为特权福利？

　　2010年7月，李宇锋进入广东兴宁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而其父正是该局副局长李思中。李思中表示，“兴宁市有个不成文规定，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4月14日《南方农村报》)

　　如此所谓的“不成文规定”，无疑事实上已将原本作为社会公器的事业单位岗位，完全当成了一件可以私相授受的赠品、使之沦为少数领导干部用来满足个人私利的一种特权福利。而从公职岗位招聘角度看，这种“不成文规定”，显然同时也令“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这些公职岗位招聘的“成文规定”，完全形同虚设。

　　法律法规上的“成文规定”形同虚设，公职岗位一再沦为领导干部解决子女甚至“七大姑八大姨”等亲属就业的“自留地”，这当然算不上是什么稀罕事。如去年湖南涟源的事业单位招聘，最后被录取的大部分都是具有各种“背景”的领导亲戚；而在此前江西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中，更公开打出这样的“硬性”招聘条件：“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的各种 “不成文规定”，何以会在公职岗位招聘尤其是事业单位岗位的招聘过程中大行其道、“拼能力、拼实力”总是显得不如“拼爹、拼关系”？

　　直观来看，这首先当然与作为明规则的“成文规定”本身，不够严格严密直接相关。这集中体现在，相比公务员录用，目前我们针对事业单位招聘的相关管理制度，实际上要明显滞后许多，不仅许多基本制度严重匮乏，而且既有制度也十分粗陋、存在大量“漏洞”。如并没有像《公务员法》那样针对所有事业人员的专门基本法律以及相关配套严密的法规；而具体到事业单位招聘的组织管理、考核标准上，更是如此，如依据现行规定，公务员录用只能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组织。而事业单位招聘，则可由用人单位自行组织，至于事业岗位的具体选拔标准，更是没有公务员那样的明确统一标准。

　　当然，“领导子女安排就业”等“不成文规定”之所以盛行，若进一步站在更宏观的反腐败法治秩序角度来看，归根到底的真正原因显然还在于，“选人用人”这种十分重要和核心的公共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制约监督，仍没有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方面，并没有充分形成确保“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比如，在广东兴宁，仅凭“市里主要领导表过态”的“不成文规定”，便能轻松绕开所有成文规定，权力明显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腐的防范机制”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也没有充分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但现实中，仅仅因“用人腐败”而被追责的事例却并不多见，而站在“最大腐败”高度被严究法律乃至刑责的，更是少之又少，往往也就是在轻描淡写的“失误失察”名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