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杀害儿子一家四口 折射乡村价值观转型之痛

　　一名51岁的父亲残忍杀害小儿子一家四口，包括两个年仅3岁、1岁的孙子——近期发生在安徽省凤台县的这起灭门惨案骇人听闻。案件反映出的乡村伦理失衡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儿子欺侮父母酿惨案

　　今年3月12日，凤台县朱马店镇马店村村民朱根一家被发现遇害。案发后41个小时，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朱根父亲朱敬四抓获。

　　据朱敬四交代和多方证实，本案起于家庭矛盾：朱家先后建有两栋住宅，两个儿子婚后各分得一栋，父母随小儿子朱根住老宅。自2009年起，镇上的人陆续从老街向新街转移，大儿子新街上的房子升值到一百多万元，小儿子老街上的房子只值二三十万元。小儿子夫妻俩因此认为父亲“偏心”，家庭矛盾迅速激化。因要“换房”不成，小儿子砸了父母全部家当，并将其赶出家门，迫使他们外出打工为生。

　　2010年至今的3年里，朱敬四因亲戚去世几次返乡，却屡遭小儿子当众恶毒辱骂、持刀威胁，他在愤懑和绝望中生出了“了断”的想法。

　　今年春节后，朱敬四悄悄返乡，于3月11日凌晨翻入小儿子家中，将熟睡中的小儿子一家残忍杀死。

　　作案后，朱敬四在现场留下一封信，历数家庭矛盾，并称“杀人者不一定是坏人”。他归案后供述，自己内心其实是偏向小儿子的，“我是跟他一起过的，两处房产面积差不多，原来老房子的市口更好，我怎么能预料到新房子会升值？”

　　不孝背后的乡村伦理失衡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村民认为朱敬四虽然性子比较直，但总体还是个朴实的人。除了不该杀孙子，他们大多对其抱有一定的同情，“现在乡里风气不好，有些年轻人实在不像话。”

　　纵观本案，表现出的是一种“丛林法则”：儿子、儿媳毫无感恩孝敬之心，父子间解决争端均通过暴力而非法律途径，社会调解作用失效。

　　安徽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小群认为，像这种赠与式房产产生的纠纷，以及子女殴打、虐待父母，均可通过法律解决，农村群众法制意识相对淡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而朱敬四则供述，自己并非完全不懂法，“打官司能帮我要回房子，但能保证儿子将来不骂我、不打我、孝敬我吗？”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这种不孝的背后是乡村伦理失衡，“我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反哺’，父母抚养子女，子女通过回报养育之恩来达到代际平衡，但近年来在农村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

　　贺雪峰说，失衡的具体表现是父母给子女盖房子、办婚事等被视为天经地义，而子女赡养、孝敬父母的责任感却弱化了。“结合本案，其子近乎掠夺式地占有了父母财产，却毫无尽孝之心。”他近年来在安徽、河南、江苏等省的十几个村庄调研发现，子女不孝现象很常见，很多老年人生活状况较差。

　　乡村经受价值观转型之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吴理财认为，乡村代际伦理失衡反映了传统伦理体系的快速消解，并深入到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元。而农村一些受惠却不孝的子女所持有的，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伦理，又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的畸形权利观。

　　“在传统乡村伦理体系中，子女不孝会受到宗族组织、权威长者的谴责和纠正。现在这种制约已近乎解体，社会舆论也失去了力量。年轻人不是不知道孝道，而是更看重现实利益，价值观中似乎‘没钱’比‘不孝’更丢脸。”他说，朱敬四夫妇遭到小儿子虐待长达3年得不到纠正，就是公共道德无力、社会制约失灵的体现。

　　兰州大学副教授申端锋认为，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转型之痛，即价值观转型之痛。

　　“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在金钱至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冲击下，传统伦理体系面临内部失衡、制约弱化的危机。”申端锋说，这使一些原本清晰的价值判断变得模糊，导致一些矛盾以极端的形式表现。

　　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农民的幸福感要由适应时代变迁的新型家庭代际伦理来支撑，而完成这种转型则需要政府、社会形成合力。专家建议，政府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将传统观念和现代理念相结合，培养新型乡村代际伦理。除此之外，还应积极培养农村的自组织能力，使其自我组织自我制约，更好地发挥对伦理失范行为的纠正作用。(《半月谈》2013年第8期，记者 徐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