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年仍尴尬 保密范围随意扩大

　　公开的民众不关心，关心的却不公开，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年仍尴尬

　　行政级别越低信息越难公开

　　4月23日，残疾人李军再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北京市各级残联公开近12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的收支情况及北京市各级审计部门对残保金的审计结果。

　　两年前，他曾就残保金问题首次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但对结果很不满意。

　　早在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正式实施。有人说，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制度设计已然成型，五年来，“信息公开”几个字也从庙堂走入民间，成为推动政府管理改革的要素之一。但人们也听到失望的消息，“公开的我们不关心，关心的政府又不公开。”某种程度上，信息公开正陷入一场尴尬。

　　政府对信息公开越来越重视

　　两年前，北京市财政局、市残联及各区县残联和财政局等部门接到了李军的申请。

　　“一些部门工作人员对我的做法感到奇怪，抵触情绪特别大。”那个冬天，李军在手机听筒里感受到了对方的不友善。有人质问：“为什么要对你公开？”

　　后来，他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路子，这倒是“逼”着态度消极的部门公开了资料。

　　之所以又提出申请，李军感觉当年收到的答复“有水分”。这次，他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微妙变化，“他们在逐步接纳《条例》。”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益仁平中心常务理事陆军。自2009年初起，该中心及其志愿者已先后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达千余次。

　　“能感觉到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尤其是主动申请公开更加重视”。早几年，陆军的申请往往石沉大海，“政府部门倾向于不公开、少公开、晚公开”。如今一些部门提供的答复，已经让他“比较满意”。有部门还在接到社会申请后成立了信息公开办公室，专门处理此类事宜。

　　这种感受和《条例》带给政府管理理念的变化基本吻合。近年来，各级政府主动公开各类信息，政府网站建设步伐加速，政务微博等也已成为传递政府声音的新平台。

　　“《条例》的制定，将信息公开从单方面的恩赐变成了申请人的权利、政府机关的义务，公众有权获得政府信息，政府机关有义务公开政府信息。”作为《条例》的制定者之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汉华说。

　　千余次申请仅一成回复有效

　　这些年，群众对信息公开的热情也不断高涨。据统计，我省2011年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案件1156件，2012年共收到1173件。2011年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信息公开案件177件，去年增加至656件，主要涉及土地、房产、城建等内容。

　　不过李军仍感觉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去年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陕西省财政厅回复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同样在去年，参加“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田华(化名)，在笔试和面试成绩均列第一名的情况下，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录。随后，田华申请公开体检报告，亦无果。

　　陆军也有类似经历，他大概估算了一下，他们提出的千余件申请中，有效回复率约为十分之一。其余的都是无效回复，而且五花八门。“多数申请发出去后没有任何回音。”陆军说，他还发现一个现象，信息公开，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就越难，“他们不重视、不在乎。”

　　公益律师黄溢智也曾申请信息公开十余次。“这些答复，有些令人满意，有些是答非所问，或者不完全，还有的只回答原则性的东西，太笼统。”

　　她的一个朋友向某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提了三个问题，之后被告知，问题太多，要一个一个申请。这样，他不得不重新填了三张申请表。

　　李军的遭遇更具戏剧性。一政府部门给他的回复称，可登录网站查询相关信息。他输入网址后怎么都登不进去，原来只有在内网才能看到。

　　一些部门随意扩大“保密”范围

　　虽然各级政府部门搭建信息平台的热情不减，但大部分政府网站主要报道领导活动，服务功能差，少数甚至长达几个月不更新。

　　“政府官网既没有社交媒体的交往功能，也没有门户的信息传输功能，没有可读性和亲和力。”周汉华表示。

　　省法院行政庭庭长李杰分析说，多数情况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目的在于回应政府的行政需要，而非公众的权利诉求。“政府公开的信息多为当事人不感兴趣的，而当事人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却很难得到。”

　　为何一再遮遮掩掩？政府部门经常提到的理由是：到底哪些是政府信息、哪些信息应该公开，没有准确的概念。

　　“如何确定信息的范围几乎成为政府机关最大的难点。”周汉华说，照此分析，政府手里所有的有载体的东西都是信息。但有些政府部门硬说被申请的信息不存在，法院也不好办。　

　　《条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其余的政府信息都可以公开，但同时又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就让政府部门有空子可钻。李杰分析，有些部门随意扩大政府文件保密范围，把一些不应当确定为秘密的事项确定为秘密事项。另外，“社会稳定”的概念具有弹性，有个别行政机关随意扩大其适用，拒绝公开应当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而这都是表象，根子还在领导干部身上，周汉华认为，官员对信息公开仍有抵触，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像剥洋葱一样推动信息公开

　　李军发现，自己多次发出申请的回执单编号都是一号，“说明当年在我之前还没有其他人申请过”。

　　周汉华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老百姓还不会、不敢、不愿意申请信息公开。”但他认为，这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要容忍、鼓励、引导公众使用《条例》，在应用中推动制度完善，而非只重建设轻应用。

　　而要解决厘不清公开范围的问题，李杰建议，应出台专门文件对信息公开的程度、范围、对象等进行细化和规范。

　　多位申请人还表示，由于监督机制跟不上，即使行政复议的结果是要求行政机关公开信息，仍面临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希望有惩戒措施。”陆军说。李杰则建议设立专门机构，承担起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的职能，并制定责任追究制度。

　　“完全依靠一部条例无法解决政府的所有问题，也很难为公众提供真正的帮助。”李杰说，相关配套制度应该尽快完善。

　　现在，李军的申请还没有超过法定时限，他依然在等待政府部门反应。对于结果，心里还没有多少底，但“应该会比上次好”。他希望像剥洋葱一样，通过一次次努力，看到更多曾经看不到的东西。 　　本报记者 马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