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提拔民意焦虑背后：习惯性的信息不公开

　　严格选拔程序，细化选拔标准，完善考评机制，把选拔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干部年轻化建设之路才能畅通无阻

　　5月7日，湖南省湘潭市有关部门通报说，中共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提议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

　　此前3月中下旬，湖南省湘潭县副县长徐韬“火箭提拔”一事被曝光，在社会上掀起热议。因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其母为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些网民质疑其是否凭借父母关系才得以快速升迁。

　　据调查，27岁的徐韬五年七换岗，工作十个月即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一年半就从正科级变成副处级，在湖南郴州参加公选却在湘潭被录用。而在徐韬升迁过程中，还被以领导班子“优化年龄结构”为由“破格提拔”两次。

　　4月22日，湖南省有关部门发布调查结果通报称，徐韬提拔过程“没有发现人为操作、弄虚作假及其他严重违规问题”，但未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但《条例》对破格提拔并没有清晰具体的标准与程序，一些是按自己的意愿制定破格提拔方案，以致“破格提拔”成为一些地方的少数人达成某种目的的借口。

　　“干部破格提拔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更要公开透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缺少严格的选拔程序和考核制度，干部年轻化就容易成为有些人任人唯亲的工具。”在鲁照旺看来，“不拘一格降人才需要程序正义作为保障，制度选人才能令人心悦诚服。”

　　变味的“破格提拔”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的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方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干部年轻化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且始终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如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选拔年轻干部，不唯资历选人、不拘一格用人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

　　然而，近年来违规破格提拔年轻干部事件频发。比如，2012年4月，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拟选拔任用“90后”女干部王茜为区发改局副局长引发质疑，被社会称为“神女事件”。

　　此事经查存在违纪违规现象。同年4月28日，从王茜的父亲、任职于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的王达武，到一些县市领导，共有8人受到撤职等处分。同时，王茜拟任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被撤销。

　　再比如，今年4月21日，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镇长韩寒辞去现职。同日，韩寒的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也辞去职务。

　　此前，一些网民质疑韩寒是依靠父亲的关系，在三年之内完成了从科员到正科级镇长的“火箭式升迁”。2008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布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第十九条规定，“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按此规定，韩寒从科员到副科再到正科级的鸡黍镇镇长，起码需要5年，“破格提拔”为她节省了近两年时间。

　　近年来，“重庆武隆县女干部李泞玉19岁当副乡长”、“温州泰顺24岁年轻女干部王珊珊任副镇长”、“湖北‘美女县长’8年6次破格提拔”等系列“破格提拔”年轻干部事件，一度陷入社会舆论的泥潭。

　　遭遇习惯性质疑

　　近年来，针对年轻干部选用，总会在一些网民中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习惯性质疑”。有人甚至还“人肉搜索”年轻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以期通过蛛丝马迹的发现，来验证自己的猜想和判断。

　　在以往媒体和网民围观的“破格提拔”事件中，尽管有“最年轻市长周森锋”、“火箭干部焦三牛”等正面典型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他事件的负面效应，仍在加剧“逢提必疑”情绪的蔓延。

　　“干部选任事宜属于公共信息，涉及权力的规范和公共管理，也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公众享有监督和质疑的权利。但对年轻干部提拔形成习惯性质疑，说明我们的人才选拔机制存在可以完善之处。”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不能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干不了副县长，就不能成为县处级官员，也并不是说领导干部的子女不能做官。关键是要放在一个公平、公开的环境中竞争选拔，这样才能服众。”麻国安说。

　　“人们质疑实质上是对社会公平正义、信息公开透明的一种渴求。”在麻国安看来，干部年轻化趋势没有错，人们习惯性质疑的一些事背后，并不一定都存在“拼爹”、走后门、靠关系之类的问题。但一些年轻干部升迁备受公众质疑，与之前曝光的一些事件一样，还是人们对公正与透明的疑虑。

　　“没有习惯性的信息公开，就有习惯性的质疑。”麻国安说，“尽管人们对提拔年轻干部有习惯性质疑，但一些地方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所以‘选择性公开’，或‘应急式公开’，便成为一种常态。”

　　“如果简单地从年龄、家庭出身等角度，就质疑干部选拔的公正性，显然有失公平。”麻国安说，但需要清楚地看到，当前个别地方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已逐渐使“破格提拔”变味，从而导致公信力被严重消蚀。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合理科学、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是关系国家未来的根本大计。

　　“如果没有宽容、理性的氛围，如果总是习惯性地以‘有罪推断’质疑年轻干部，没有‘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思维，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就很难推进，会影响整个干部队伍的活力，影响党和政府的事业的继往开来。”王辉耀说。

　　社会流动不畅加剧焦虑

　　近年来，有些地方对干部年轻化在理解上存在偏差。把干部年轻化等同于低龄化，以致出现“为了年轻而年轻，为了提拔而提拔”的局面。为了完成配备年轻干部的任务，有些地方更是在年龄上“一刀切”，而疏于对才能德行的严格考量。这种制度安排，也为领导干部违规安排子女晋升提供了机会。

　　“干部年轻化的核心与前提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把干部年轻化理解为年龄‘一刀切’，是对中央用人原则和方针的一种误读。”

　　而事实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也有明确规定“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但是，年轻仅为一项必要条件，选拔人才，首要标准是德才兼备，而“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依法办事”等原则，也是中央一以贯之的要求。

　　同时，对干部年轻化习惯性质疑，深层次折射出公众对社会流动不畅的焦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当前，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趋势。如果草根阶层上升通道越来越不畅，必然会加剧对“破格提拔”的焦虑感。

　　“有些地方的年轻干部选拔，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鲁照旺认为，“在这样不透明的环境中，平民中的一些实力人才，因为没关系、没背景就得不到合适的上升流动和空间。其后果是，社会流动将会更艰难，对没有背景的公务员也会产生阻止效应，易激起社会的‘仇官心理’。”

　　关键在于程序正义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干部年轻化既要发挥打破论资排辈、促进人才成长的优势，也要防止拔苗助长甚至“以人选人”的危险。要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坚持程序正义，着力提高年轻干部选拔的程序化、制度化及公开化水平。

　　“干部任用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公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符合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要求。”麻国安说，“这需要在干部选拔过程中不断扩大透明度、民众参与度，让民意的力量有效监督整个选拔过程。”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的核心仍然是靠制度选人。”麻国安建议，一是制定合理科学的用人标准，执行严格的考核、选拔程序，使年轻干部的选拔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二是注重干部选拔的公开、透明。在传统公开形式的基础上，开辟更多的公开途径，借助于网站、微博等平台，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让公开的阳光照耀到选拔的每一个环节。

　　麻国安说，“破格提拔”仍然要全面坚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原则，即(一)党管干部原则；(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三)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四)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五)民主集中制原则；(六)依法办事原则。尤其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和依法办事原则。

　　“只有公开、透明、平等、竞争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平正义。”麻国安说，“严格选拔程序，细化选拔标准，完善考评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注重外部监督，把选拔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之路才能畅通无阻。

　　麻国安还认为，“要尽快制定《破格提拔程序规定》，严格依法办事。让破格提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干部队伍年轻化同样要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在鲁照旺看来，对借着“年轻化”钻空子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则应通过公开透明的选拔，加大社会监督力度来解决。

　　“干部的家庭背景、工作业绩、口碑评价，这些都应该尽可能地在合规合理的范围内公开。”鲁照旺说。□文/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