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被污名化” 评论称其角色天然承担委屈

　　陶晶莹有首《太委屈》，把个爱唱得是悲悲切切，零落成泥碾作尘。委屈的情绪自然流露，让人真个觉得，委屈不但是话题，有时候，委屈确是个问题。

　　三百六十行，行行可能受委屈。成都金牛区抚琴街道的4名城管协管队员最近领到了一笔“委屈奖”奖金，从一百元到二百元不等。奖励的因由是这4名城管在劝导一烧烤摊时被摊主及其亲朋围困、推搡，甚至拔刀威胁中不同程度受伤。

　　既然受了伤，给个一百二百的真不算多，问题是有关部门没必要还设个奖大张旗鼓地宣传。在一些反对发奖的人看来，这理性文明执法本就是城管的操守，不应该委屈，打掉牙也得往肚子里咽，如此巧立名目发钱，又有哪个部门会为同样感觉委屈的小商小贩发放担惊受怕抚恤金呢？

　　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谁也不容易，这正是生活的本质。对于小商小贩们来说，那一辆手推车，就是他们活着的硬道理。城管们的形象代表政府，在执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影响，有一段时间，城管的形象口碑很差，暴力抗法的现象很集中，这引起多个城市反思，并出台一些人性化规范。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换位思考，柔性执法，眼神执法，俯身执法等等，充分体谅流动商贩的难处。应该说，情况有了一定改观，但城管与商贩这对矛盾体将长期存在，对此也要有清醒认识。

　　即使在世界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城市，这对矛盾也都是不好调和的难题。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集市、夜市、周末市场、跳蚤市场、庭院销售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经济活动，在规制下倒成为那城市一道道流动的人文风景。在伦敦，到了周末一些固定的场所就会出现商贩云集的跳蚤市场；香港为小贩发放牌照，允许他们在一定的地段经营；在韩国，小摊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韩国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

　　其实说到底，城管执法的终极目的，也并不是机械化地让城市整洁、光鲜，而是希望整个国家人人安居乐业、欣欣向荣。那么在规范城市秩序与保障小贩权益之间，就要尽可能求得平衡，这体现管理者的智慧与情怀。无论小商贩还是城管队员，都要受得一点委屈，多用法治思维，守好道德底线，尽可能把蛋糕分好，让每个人都尝到甜头。

　　说到委屈，这两天还看到一个对基层干部的调查，超半数的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当前社会对其存在普遍误读，六成的基层干部认为能力被低估了，七成干部焦虑社会舆论不公平不公正。面对被社会和网民“污名化”的现实，基层干部普遍感觉“太委屈”。

　　这个委屈其实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基层干部抱怨过，这源自他们自身在中国行政架构中的角色定位，天然地要承担这种委屈。他们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出口，是现行制度和规则的第一操作者，他们若执行不力，要么因此而丢乌纱，要么就会因为激起民愤而成替罪羊。“双面胶”的角色意味着，基层干部在大多时候不得不委曲求全。他们的委屈之处恐怕在于，老百姓把整个社会不公的账都率先算在了他们头上。而在很多网民眼里，他们并不认为是夸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因为，很多基层干部还远未达到他们所要求的公正。

　　这些矛盾，和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都真实地存在于当下这个生态中国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充分自我认知，都应该怀有对他人委屈的理解和同情，也要多想想化解委屈的办法和渠道，由此，太委屈才能及时转化为不委屈、不憋屈。(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