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面临障碍 住房医疗子女教育成焦点

　　农民工很关心子女在城里“有没学上，上什么学”。

　　新华社发

　　上周中央电视台在佛山录制“新型城镇化之路”的论坛上，与会嘉宾分享了对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农民变市民，最关键是解决户籍问题吗？”“拿了城市户籍，老家的宅基地、分红、生育指标可能都没有。农民工对户籍感兴趣吗？”“农民工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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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基地上盖房

　　供农民工租住

　　来自湖南娄底的外来工代表表示，“佛山的房价太高了，我想定居佛山，却没有资金。”

　　“住房问题是农民工能否在城市留下来的第一个要素，如果住都解决不了，他不可能在这座城市长期居住。”佛山市长刘悦伦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将农民工城市中住房困难问题归咎于土地制度的限制，“最关键是土地制度。应该允许本土农民盖农民公寓、小产权房，供外来工居住，广东很有经验，可以推广。”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首先是农村土地使用权要明确；其次是否可允许宅基地进行流转，给予郊区农民建设廉租房的权利以解决部分农民工住房；其三是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公租房、廉租房政策。他认为，让农民工掏几十万、过百万在城市里买房子是不现实的，还不如提供足够的廉租房给他们租住。

　　刘悦伦认为，城市要接纳农民工，可从城市卖地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去做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解决他们的住房、教育问题等。

　　他坦言，在佛山，外来工一下子购买自己的物业比较困难，但政府有多种路径为外来工提供居住的空间。比如，政府将拿出15000公租房面向外来工，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递增；鼓励本地农民宅基地建房，租给农民工；鼓励企业在厂区里面建员工宿舍，这在佛山很广泛；鼓励社会包括房地产商建设员工楼，给予优惠政策；某些地块，规定中标的房地产商建社区时必须配套一批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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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心“有没学上，上什么学”

　　现场嘉宾提到，农民更重视子女教育，这对中国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出新要求。

　　陶然认为，户口本身不重要，住房解决，农民工在这个城市就会有了希望。从调研数据看，年轻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到37.3岁，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由70%下降到不足60%，50岁以上农民工接近4000万人。“孩子受教育、未来的养老保障正是中年农民工的主要问题。如何给他们的孩子与城市人无差别的受教育机会与养老福利，是政府面临最大挑战。”陶然认为。

　　刘悦伦提到，对于农民来讲，更关键是孩子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学上和上什么学。他透露，佛山今年将可实现100%外来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上公办学校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时，佛山要求学校实现标准化建设，保证各所学校的硬件设施基本实现无差别。提倡学校混合编班，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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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资金 靠市场也靠市长

　　李铁在论坛上澄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不都是通过投资来解决的，按照重庆户改经验，这项成本是农民、政府、企业共同来承担，而且要通过十来年逐步解决，不是说完全由政府投资。“‘40万亿’投资不属实。” 李铁认为，解决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可以由农民工、企业、政府各拿出1/3。农民工和企业掏钱解决社保部分，政府出资解决公共设施建设部分。通过管理体制改革释放中小城市吸纳农民工建设发展的活力。杜绝城镇化中“摊大饼”的行为。

　　刘悦伦介绍佛山南海的经验，通过土地股权化、土地经营集约化、管理规范化盘活土地资源。他认为，城镇化资金来源靠市场也要靠市长，佛山的经验是通过城市可经营项目向社会招资，以解决资金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释放小城市发展活力

　　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制度性约束条件大概归为三类，并需要进行改革。

　　李铁表示，第一类是人口问题，包括户籍问题和市民化问题，市民化是长期过程，户口是解决眼前的一部分问题，户口不改，市民化这条路就走不通，所以两条路是要并行走的，“但户籍制度改革要在尊重农民自愿选择前提下进行，而不是逼农民进城。”

　　第二类改革，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都希望再多分配一些土地指标，这些土地指标一方面用来招商引资，一方面用来土地开发，多一些土地出让金来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很多地方政府融资主要依靠土地，过度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不是再给地方政府分配土地指标。”“这里有很多路子可走，比如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有非常大空间。”

　　第三类改革，就是城市之间管理体制改革，尊重每个城市平等发展权，要释放中小城市发展活力，不是通过行政管理限制小城市的发展。（吴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