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慈善联合会的民间之路:破局“美美乱象”

　　《深圳商报》6月19日报道，深圳将成立慈善联合会，目前，深圳民政局已就此广泛征求意见。

　　就在此前两个月，中国首个国字头的公益慈善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国慈善联合会在北京成立，不少政府官员在其中任职，这一由政府推动成立、官员任职、致力于服务民间的机构，究竟将为中国公益的发展变革注入什么样的力量？

　　官办引致观望

　　在联合会邀请首批会员加入时，不乏公益组织表示“不了解情况、先观望一下再说”的态度。

　　4月19日，中国慈善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在北京宣布成立，在主要领导名单中，国务院原副总理回良玉任名誉会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任会长，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而此前，联合会的筹备事宜也主要由民政部主管主办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来推动，成立至今，秘书处工作也主要由该中心承担。

　　从形式上看，联合会的政府力量介入明显。

　　也正是这种“政府色彩”让许多公益组织对联合会的评价语焉不详。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坦承：在联合会邀请首批会员加入时，不乏公益组织表示“不了解情况、先观望一下再说”的态度。

　　根据联合会的章程，会员条件虽然只有拥护章程、有加入意愿以及在慈善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三点，但在确定首批会员时，还是考虑到了规模、影响力等条件，刘佑平介绍：“考虑到公信力的因素，首批会员基本还是以全国性的公益组织为主，一些地方性组织申请没有太多考虑。”

　　联合会首批190多个会员中，除深圳壹基金外，鲜见地方性、小规模的公益组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从国内外经验看，公益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非常需要行业性的组织。但问题是这是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而不是由行业自发形成的。理事会的理事也基本是政府部门或其代理机构选的，具有先天的不足。”

　　在这种特殊的组织背景下，一方面有公益组织要先观望，其次联合会对会员也有选择，两因素让联合会在目前数量巨大的公益组织中，暂时只拥有不到200个会员。

　　官员任职利弊

　　官员或其代理机构对联合会的主导，优势是联合会可以借助政府的公权力，缺点是有可能会导致联合会的行政化色彩太重。

　　中共十八大强调政社分开，近年中国公益组织去官办更是呼声甚高，在此背景下，联合会为何仍出现大批官员任职？

　　4月19日，李立国在联合会成立之日给出答案。

　　李立国当天说，作为全国联合性慈善组织，按其社会属性，由慈善组织代表或慈善领域知名人士担任会长为好，作为政府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负责人，按照慈善事业多元主体构成，在慈善联合会创立初期，经协商、选举而担任会长，也是一项现实可行并得到会员公认的安排。

　　何为现实可行？

　　许多公益组织在谈到对联合会的期望时，都把促进与政府沟通放在了第一位。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解释：“中国目前正处在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阶段，整个慈善系统、民间慈善的力量都太弱，联合会不同于个体公益组织，在当下的背景下，这种统领整个行业的机构有政府参与是正常的，可以更方便民间和政府进行沟通对话，民政部长做会长，意味着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更好地了解公益组织的诉求，推动慈善制度政策的改革和转型。”

　　此次联合会成立，徐永光与王健林、牛根生、杨澜等人出任副会长，“在当下这个阶段，如果这个联合会完全由民间来做，谁做谁死，因为没有这个力量。”

　　“官员或其代理机构对联合会的主导，优势是联合会可以借助政府的公权力，缺点是有可能会导致联合会的行政化色彩太重。”邓国胜评价。

　　“二政府”之惑

　　联合会没有强制性的政策，加入自愿，退出自由，这些选择联合会本身都决定不了。

　　随着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逐步放开，未来的公益组织可预见进入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政府于此际建立联合会，未来究竟会侧重于“服务”还是侧重于“管”？

　　联合会是否会发展成为“二政府”？徐永光坦言：不清楚。

　　但徐永光同时表示，雅安地震后，联合会率先发出倡议，要求全体会员开展救灾捐赠，民政部在此倡议之后发出公告，明确向所有有资质的公益组织开放募捐渠道。“这是了不起的进步，联合会的这一举措意义重大。”

　　而在联合会成立两个月中，深圳壹基金算是最早感受到服务的一个会员。

　　雅安地震后，壹基金作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面临了非深圳本地捐款开免税发票难的问题，在联合会的5·12五周年一个会上，壹基金提出了这个难题。

　　“没想过有什么期待，觉得既然加入了联合会，联合会又是服务于会员的机构，那有问题就找联合会。”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说。

　　了解到壹基金的情况后，联合会向民政部、财政部等涉及部委提交了情况说明。

　　“从反映问题的渠道上来讲，更方便。”刘佑平说。

　　“目前有些地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姚遥说。

　　刘佑平以“用脚投票”来解释联合会无法成为“二政府”的原因。

　　“联合会虽然有政府官员在里面，但毕竟不是政府，没有强制性的政策，加入自愿，退出自由，这些选择联合会本身都决定不了，如果想‘管’，会员‘用脚股票’全走了，联合会就剩了一个空架子，还能管谁去。”

　　破局“美美乱象”

　　由联合会出面，组织一些有公信力的独立第三方，在公益领域再出乱象事件时，由这个调查委员会来做独立调查，将调查过程和结果向公众公示。

　　与加强政府关系同受会员期待的，是“行业维权”。

　　2010年郭美美事件爆发，固然暴露出中国公益领域的一些致命短板，但在公众如潮的“不信”声中，更多公益组织的感受是“殃及池鱼”。

　　在4月19日的成立大会上，中国慈善联合会常务理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说，中国慈善联合会不开展募捐活动，不从事慈善项目运作，不充当慈善领域资源竞争主体。今后慈善领域发生重大事件时，中国慈善联合会将组成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调查，将事情真相公之于众。

　　早在联合会成立之前的一次筹备会议上，徐永光已经提出，建立一个公益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由联合会出面，组织一些有公信力的独立第三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独立人士等组成，在公益领域再出乱象事件时，由这个调查委员会来做独立调查，将调查过程和结果向公众公示。

　　郭美美事件至今余音未了，第三方独立调查是否难度颇大，“只要下决心做，没什么难的。”徐永光说。

　　对于这个专业委员会是否会成立、何时成立，刘佑平表示秘书处已了解情况，具体如何做仍要通过理事会最终决定。

　　无论是维权还是加强沟通，对于目前会员尚少的情况下，联合会是否只服务于这不足200家的会员？

　　刘佑平表示：虽然章程规定是为会员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但联合会的使命是推动整个行业发展，因此，如果有不是会员单位的机构求助，或者非会员机构的公益组织出现重大事件，联合会也会收集信息了解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关注或解决。

　　未来取决“放手”

　　联合会成立之初，政府官员可暂时任职，但毕竟这是民间组织，政府官员加入联合会是为了扶上马送一程，加入是为了自己的退出。

　　对于联合会的未来，邓国胜表示：“虽然成立之初，政府官员也可以暂时任职，但毕竟这是民间组织，政府官员加入联合会是为了扶上马送一程，加入是为了自己的退出。未来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民政部门能否真正让联合会自治，慈善组织自身是否有能力自治。”

　　4月18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联合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中向会员承诺：随着慈善事业的逐步发展成熟，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将逐步退出，最终实现枢纽型慈善组织的民间化。

　　慈善事业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徐永光个人分析：等到有政府背景的1000多个公募基金会、2000多家慈善会实现了去行政化、脱官办，不再垄断大部分资源，一个独立于政府、真正有独立人格的慈善行业形成，时机就到了。

　　这个过程有多长？徐永光预估：五至十年。（记者　黄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