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能力评估广州居首：市民需求倒逼行政改革

　　城市政府能力评估 广州位列第一

　　“强政府”是否就是“好政府”？在快速的城市化面前，什么才是好的城市治理？城市善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报告（2013）》给出的答案是，城市治理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技术，更在于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根据对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政府能力的测评，结果显示，广州、南京、宁波位列前三甲，而西安、长春、重庆排名最后三位。

　　蓝皮书主编、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以往的政府公共能力测评大部分关注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质量和效率，而该报告强调以市民需求作为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依归。　　

　　好政府　三要素

　　市民需求、服务供给、反馈纠错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以市民需求作为政府能力的出发点和依归？

　　何艳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强调的一是理念，二是持续性。政府不去管市民需要什么，干的许多事情也会和市民需求是重叠的。但是，随着城市不断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政府只能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和公众间有更良性的关系和常态的沟通机制。有效的政府决策是建立在良性和常态的机制上的。

　　记者：城市政府的能力和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什么关系？

　　何艳玲：在城市政府能力的测评上，我们提出了三个维度体系，其中的服务供给能力是最主要的，很多其他测评也是在测这一块，应该说，政府能力越强，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就越多。但是，我们还有两块内容，一是需求识别能力，指的是城市政府多元、及时和有效地识别市民需求的能力，另一个是学习成长能力，指的是城市政府针对服务供给结果和所识别到的需求之间的差距进行评估、纠错和学习的能力。设计这两个版块，就是要打破那种以为服务供给好了，就是一个好政府的观念。从市民需求出发、服务供给、反馈纠错，三者间形成一个闭合环。

　　记者：能不能认为这是提出了一个政府运作的理想化的理念或框架？

　　何艳玲：这不能说是理想化的，而只是一种常识。一份报告很冰冷，但它背后应该有情怀有理念，我们不只是传递数据的比较，而是应该借此形成常识，最终能够影响政绩考核机制。虽然现在政府在考核GDP外,也多了很多指标，这是进步，但并没有完全回到我们这一套指标上。广州为什么排名第一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求识别表现不错，广州有很好的媒体，倒逼着政府部门更重视民生需求，而北方的城市在公共服务供给上都做得很好，但排名靠后，因为它们这一块比较欠缺。

　　记者：媒体是否是推动政府的一个重要指标？

　　何艳玲：是的。但是，媒体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一个社会一定是各种力量都在，各司其职。任何一支力量独大，都是有问题的。媒体扮演重要角色也说明面对强大的市场和权威的政府时，社会力量太弱。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建立在良性的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下的治理模式。

　　管理差距

　　我国城市管理缺乏专业性

　　发达国家更强调科学管理

　　记者：从调查的19个城市来看，城市政府能力存在哪些问题？

　　何艳玲：一是政府能力的三大维度发展不均衡。所以导致有的城市在公共服务供给上表现不错，但排名靠后。而广州在公共服务能力上一般，但在需求识别和学习成长能力上表现不错，所以总体排名靠前。二是主观评价和客观数据存在差异。也许政府干了一些事情，但不一定老百姓能直接感知。说明城市政府的支出结构可能有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三是政府本质上缺乏和市民的有效沟通，而市民也缺乏主人意识。很多城市在需求识别能力上得分较低，也说明由于我们增加了新的指标，暴露出很多政府和市民间存在隔阂。

　　记者：跟国外城市比，我们政府能力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

　　何艳玲：最直接的体现在政府的专业性上。一个城市的管理是很专业的，哪里修条路、哪里建个下水道，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不做这个事，而是专业性不够。比如，新加坡特别强调规划，强调一个城市是在科学管理下出现的结果。美国的市长叫city manager，就是城市经理，下面领导各种团队，是公司化的运作。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整个城市管理是建立在执政的理念下，不是专业管理的理念，在体制内也无法安排专业的管理团队。新加坡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议员是从下到上选出来的，每个星期议员要到社区听意见，是个自下而上的机制，在需求识别方面就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记者：政府能力的强与不强，跟评价体系相关，蓝皮书里的许多指标是自下而上的，其实现是否存在很大障碍？

　　何艳玲：最近这几年，中国政府无论在职能方面还是职能行使的方式方面都在发生重要变化。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抓住了改革的关键链条。不再唯GDP论，在发展理念上也有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逼得政府必须改变。比如，环保的抗争以前几乎没有，公民的意识在觉醒，权利诉求在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形成倒逼机制。所有的改革和变化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倒逼，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公民和社会，我们的蓝皮书不仅要促成强大的政府，还要促成强大的市民和社会。

　　政府改革

　　新一轮城镇化

　　需要更好的治理理念

　　记者：城市政府能力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有何意义？

　　何艳玲：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讨论，在中国面临新一轮的城市化过程中，什么样的城市政府是我们想要的，是可以带给我们美好生活的。好的政府治理的理念是很重要的。否则，投入资源更多，可能犯的错更多。

　　中国过去三十年，是通过市场化获得发展的推动力，接下来三十年，是通过城市化、甚至是国际化去获得发展的推动力。看清楚我们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化，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什么样的城市，这是我们在寻求发展推动力的时候，同时要更冷静思考的问题。

　　记者: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现在政府改变理念的意愿如何？

　　何艳玲：任何改革都是倒逼出来的。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社会的不平等、不信任、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要指向社会公平、信任和稳定，政府要更好地对公民负责，更好地传递市民声音。

　　问：行政审批权下放，对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能起到什么作用？

　　何艳玲：行政审批权下放是在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对的，但职能一方面跟权力有关，另一方跟责任有关。政府不能在下放职能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责任也给放弃掉了。比如说，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市场越成熟，监管应该越厉害。中国政府在这些年的市场改革中，学会了管市场，但没有学会监管市场。所以才会出现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矿难等。

　　我很怕政府把审批监管混在一起，一锅丢出去。绝不能政府事务干净了，政府小了，但也不干事了。要重新梳理政府的权力职责清单，厘清政府应该做什么，承担哪些责任。记者 李佳莉 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