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富平卖婴案与“作恶的受害者”

　　发生在陕西富平的产科医生卖婴事件，是一件极其特殊的个案，对其加以思考也就非常困难。这个名为张素侠的医生，看起来并不险恶狡诈，也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痕迹，但她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通过谎称新生儿存在不可治愈的疾病，强烈建议家属放弃孩子的手段，将婴儿据为己有继而卖掉。有的被卖掉的婴儿，还是张素侠的熟人和朋友的后代。为了一己私利，置他人痛苦于不顾，置婴儿的福利于不顾，这样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到底需要多么道德沦丧，到底需要怎样的冷酷心肠，才能犯下这样的罪行呢？卖婴事件的乖谬，实在超出常人的想象。

　　富平妇幼保健医院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张素侠卖掉，目前还是个谜。是不是有残障婴儿真的被张素侠“处理”掉，现在也还不清楚。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张素侠并没有把那些新生儿卖掉，而是真的出于“善意”，把那些天生有残疾的孩子给“处理”掉了，我们的社会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愤怒呢？这样的假设固然一厢情愿，却给富平卖婴事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反思角度。

　　张素侠卖婴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但其手法却很老套，而且一成不变。在这个产业链中，有一个很隐蔽但又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家属的被蒙蔽和“知情同意”。无论孩子是否像张素侠所说的那样天生残疾，只要有一对年轻的父母坚决拒绝遗弃孩子，真相就会大白，张素侠就不可能得逞。但这样的情况，竟然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富平那些因为丢了孩子而伤心欲绝的父母，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孩子之所以会被卖掉，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孩子。张素侠只不过利用他们的恐惧和无知，捡了一个又一个“便宜”。责怪那些不幸的人尽管很不厚道，但难道不正是他们的狠心、冷酷和自私，才把孩子推入痛苦的境地吗？作恶者是张素侠，但那些失去婴儿的父母未必就不是帮凶。

　　张素侠对婴儿家属所说的“处理”，就是拿到医院后面的小树林里埋掉。刚出生的骨肉，能听到他的哭声，甚至能够看得到他幼小的身体，但仅仅因为听说他身有疾病，就同意医生“处理”掉。且不说应该对医生处置残障婴儿的权力抱有疑问，他们难道对孩子没有一丝怜悯疼爱之心吗？他们难道没有坚持看孩子一眼，没有试图给他治疗，甚至没有想过给他体面的“归宿”？在这种可以“理解”的残忍背后，所隐藏着的，是传统文化对子孙后代的“物权”意识——孩子是父母的财产和附庸，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处置权，包括生命剥夺权。对于不完美的财产乃至负资产，处置的欲望甚至压过了人性的本能。法律在此时完全被置诸脑后，生命至上的观念则从未树立。富平卖婴案和层出不穷的弃婴事件，共同勾勒出的，其实是这个时代贫乏而愚昧的生命意识，是生命本身的苍白，是乡村文化的巨大暗影。

　　父母允许他人把自己的新生儿“处理”掉，这究竟是不是犯罪，还有待厘清，但如果说它是一种“彻底之恶”，则几无疑问。恶与罪，是所有令人痛心的事件无法分割的两面。在特殊情形下，恶很容易就滑向犯罪。受害者的道德之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往往很难在舆论中得以清晰地辨认，更无法受到应有的鞭挞。当人们把目光对准犯罪者，当所有的愤怒都向着显在的罪行倾泻，隐在的作恶者往往因其痛苦而得到宽恕。倘若我们说，作恶的受害者比那臭名昭著的医生还要丑陋、更不可饶恕，又会怎么样呢？难道对骨肉亲情的背弃、对无辜婴儿的遗弃、对生命的轻慢，在道德上不是比买卖儿童更为低下、更应该受到谴责吗？为什么他们就应该被放过？

　　作恶的受害者之所以很容易得到原谅，当然是他们的处境令人同情。被蒙蔽、失去孩子，毫无疑问是值得同情的，但同情的最大来源，还是对他们现实处境的认知。在富平那种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一个家庭一旦有了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孩子，就意味着整个家庭被拖入困境。因病致贫的人那么多，养育一个绝症婴儿的后果不得不纳入现实考量。在这里，人们会遇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当我们谈论道德的时候，我们是否追问过道德的来源，当我们试图谴责作恶者的时候，我们又是否给他们提供过不作恶的保证。这些年来，在面对不断曝光的弃婴现象时，舆论多次呼吁建立残障福利制度，试图为残障家庭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就在一年前，陕西有关方面还发起过拯救“折翼天使”的活动。但是，空泛的呼吁和权宜性的保护激情，并没有催生出更人性的、更符合社会进程的福利制度，残障儿童仍然被视为避之唯恐不及的灾殃。富平卖婴案所透露出的社会短缺，难道不是一种更深沉的提醒吗？

　　医生卖婴当然“天理不容”，但如果看不到卖婴背后的道德失范，以及与之相伴的制度性匮乏，就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当我们为找回的婴儿喜不自禁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想到的是，医院背后的树林里是否真有被活埋的天使。如果有，则整个社会都需要救赎。文/老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