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图：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图：1988年4月30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新当选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右二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右三为副市长顾传训，右四为副市长倪鸿福。

　　朱镕基

　　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前，朱镕基同志作为市长候选人同市人大代表见面，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

　　谈吃喝受礼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这不但是节约，而且是树立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

　　谈领导活动

　　“当然我知道，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不出席，电视台就不去拍电视。无非就是把我们当个广告、当个宣传。所以，以后我就敬请各界谅解、支持。特别是新闻界，如果你要看级别的话，还是看看这些老同志过去的级别。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看级别，你看会议重要不，重要的尽量报道、拍电视。不要一定是市领导出场，你才拍这个电视。这样我想我们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就可以把政府的效率提得更高一点。”

　　谈转变职能

　　“说老实话，条条不容易办事，还是要靠块块。为什么要搞包干？好多事情，中央条条是难以贯彻的，还得靠块块扩大自主权。市政府也是这样的，条条很多事情难办，包括环境卫生，还是块块办效率比较高。所以各个委办局要加强宏观管理、调节，然后监督，哪里出了毛病就去制止，我看我们应该转变这个职能。”

　　谈教育投入

　　“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一是大家要求增加经费，江泽民同志已经做了原则性的表态，我们一定根据这个原则去做。但是也有代表提出怕我们说话不算，这次市长候选人就要承诺加1500万元，否则的话，对你投弃权票。这一点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暂时还不能承诺，因为困难很大，谁也难以预言生产、出口能不能搞上去，财政收入能不能完成包干任务。我现在就许诺的话，等于是说空话。我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完成得好，首先增加教育经费；如果我们完成得不好，我们首先砍行政经费、基本建设经费，也绝不砍教育经费。”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第三，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第四，施政纲领。这个很难讲，施政纲领在江泽民同志的工作报告[4]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所以就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东西了。如果要具体化，那也应等到全体市政府领导班子当选后认真地讨论，来研究具体实施步骤，现在让我一个人来讲这个事情确实很难。但好像不讲一点又过不了关，我也没有跟江泽民同志商量，就是在通知我以后，昨天晚上加了一个夜班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讲一些个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