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让土地流转成发展新动力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报近日派出包括总编辑在内的多组记者赴全市各地，深入基层，走进农村、企业、学校、社区，记录一线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情况，展示他们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精神风貌，反映他们在改革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并从今日起推出“改革进行时 总编台长走基层”栏目，敬请关注。

　　你们知道现在农村是什么人在种田吗？

　　11月29日，长寿区葛兰镇南中村，53岁的村民黄国全和记者谈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时，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他又自问自答：过去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也就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只剩“六一九九部队”了，因为年轻妇女绝大多数也出去打工了。老人、小孩忙不过来，好田好地都撂荒了！

　　虽然在10天前的村级换届选举中，黄国全已将扛在肩上20多年的支书担子交给35岁的徐相飞，但全村200多亩撂荒地却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所以，他认为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是抓住了发展的要害。

　　早在1979年，南中村便秘密进行了“包产到户”，生产力解放得早，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也最早被调动。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包产到户”34年后的今天，南中村却因为土地流转迟滞，经济缺乏活力。

　　“土地流转是大方向，不仅能够促进规模经营，还有利于推广机械化、节省劳力，这是我们的‘短板’,必须攻克。”新上任的村支书徐相飞信誓旦旦。

　　分散经营困扰南中村发展

　　卸任前的黄国全，在全市8000多名村支书中显得比较特殊：他的名字常常见诸报端，也经常接受电视台采访。但这份荣耀，更多地是因为他已故的父亲。

　　黄金炉，黄国全之父，南中村“包产到户”的发起者。

　　1978年底，赤脚医生黄金炉走马上任，出任长寿县葛兰区葛兰乡八一大队(南中村前身)十三生产队队长。翌年，经过仔细思考，他冒着风险做出决定，将土地包给农民，当年十三生产队平均亩产便达650斤以上；1980年，葛兰区推广了这种方式，80%的旱地“包产到户”，所有水田责任到人，当年亩均增产200斤以上。

　　“包产到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就这一步，南中村就越过了温饱线并开始憧憬增收致富。

　　但走向富裕之路却如此艰难。

　　单个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端很快暴露：它不仅产出低，不利于推广机械化，并且抗风险能力极弱，在市场面前，很难保证持续增收。

　　具体到南中村，该村4100余村民，耕地约2600亩，人均耕地只有6分多一点。以一家3.5人计算，每户两亩耕地，每年种稻谷所得不过2000多元，刨除种子、肥料等支出后，净赚不足500元，如果把劳动力支出算在内，则刚刚维持收支平衡，也就是没有收益。

　　因此，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不过2000人左右，还是没有多少劳动力的老人与小孩，这直接导致了撂荒地的出现：据统计，南中村有200多亩地撂荒，约占全村耕地10%，高出全镇平均水平一倍。

　　分散经营，成为困扰南中村发展的关键，时至今日，这个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的土地流转不过200余亩，以水稻和柑橘为主的种植业仍十分零散，没有一个大户。

　　几次与土地流转擦肩而过

　　事实上，南中村干部心里早就明白，要改变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的状态，出路在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他们也曾为此努力过，但当机遇来临时，却都错过了。

　　最早一次，是1985年，当时有人想在南中村投资建设一个水泥厂，但其时村民刚享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改革红利，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哪舍得放手？于是机遇丧失。

　　五六年前，一家企业想在村里流转上百亩地，发展鱼塘，但两三户居民死活不同意拿地出来，对方转而投入葛兰村的怀抱。

　　最后一次是在两年前，流转700亩地的苗圃眼看就要达成协议，对方却发现，由于南中村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葛兰镇，流转的土地中有一半已被纳入了葛兰场镇的土地规划中，只能悻悻然将资金投到了临近的天台村。

　　当了15年村干部的村主任张宪荣回忆起这几次机遇，有些懊恼：“现在看来，当时村里的胆子还是小了点，既然是改革，就应把勇气鼓足一点，步子迈大一点……”

　　没有业主进来，阻挡不了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对规模经营的渴望。63岁的村民秦伯寿与老伴吴淑芳便把外出务工的侄儿全家的土地都耕种起来，合计在一起有七、八个人的地——这种带亲情色彩的隐性流转，在南中村并不鲜见。

　　没有业主，一些基础设施自然得不到改善：南中村的重要交通命脉，葛兰至大坝公路，至今仍是长寿区唯一一条没有硬化、油化的省级公路，村民调侃：这路下雨天到处积水、泥泞难行，是“水”“泥”路；晴天，路上一地浮土，机动车经过，尘土漫天，就变成了“扬灰”路。确实吓跑了不少投资客。

　　土地流转不理想，再加上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足，这让南中村陷入发展的“死结”。

　　期盼深化土地流转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还是要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新近履新的徐相飞坦言，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这三个鼓励，是指引南中村未来发展的‘明灯’。”

　　他将目标放在了发展家庭农场上，“村民都喜欢眼见为实，我就打算至少在靠近场镇的地方引导、鼓励发展两三家家庭农场，给村民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让他们看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当然，在这之前，我需要摸清家底，”他谦虚地表示，“比如说，重新丈量一下，到底有多少耕地、多少山坪塘、多少撂荒地，这样才能制定详细的规模经营规划。”

　　村主任张宪荣则想采取“迂回战术”。

　　他告诉记者，村里的农民新村今年夏天已动工，目前正在平场，两年后交房。这个农民新村规模不小，共有376户，而修建它的目的，一是让无房户、窝棚户、危房户都能住进新家，实现“居者有其屋”，二是借此千方百计也要招来一个企业，在承包绿化、基建工程的同时，把葛大路硬化一小段，“交通上去了，流转也肯定能提速”。

　　葛兰镇党委书记罗方全鼓励村里大胆探索，他认为：开放农村土地市场、户籍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这些较深层次的改革，在细则出来前，基层还只能等待。

　　“但除此之外，很多东西是事在人为。”罗方全说，例如，在土地流转上，要充分利用一切渠道，去挖掘信息，从而找到企业投资；同时，也要探索如何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大力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通过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最后，罗方全提醒：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不仅是基层的事，除了给政策，各级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切实改善农村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