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人成功概率与出生地相关 农村低于城市

　　中国前途思考集萃(纵横)

　　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各种思想观点交相辉映，刚刚过去的2013年注定将载入史册。

　　本期纵横，我们摘录了《人民论坛》杂志今年1月(下)评选出的一组观点。这些被称为“2013年度最具价值”观点的持有者，多是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对中国前途、未来改革发表富有见地的见解，相信对于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 者

　　吴敬琏：

　　全面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点虽然早在1995年时就已提出，但在“十五”计划期间由于改革艰难及人口红利消退，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减慢。尽管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民营企业仍难以进入电力、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民间对于体制改革、政府松绑、打破国企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要使得经济增长的模式真正能够改变，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法制、规则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

　　周其仁：

　　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

　　改革除了触动现有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快地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这个新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难逆转，越可以把国家的发展状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改革的“黄金年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迅速形成了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这个经验证明：不管我们观念上、理论上、思想上对改革怎么看，只要迅速大量地形成了跟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跟国家未来一致的新利益，改革就能推进。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世锦：

　　新的改革红利靠“精耕细作”

　　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扬：

　　挤掉经济发展的三类水分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存在虚高成分。这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表现为瞎编数据的“人造水分”已大规模减少，但是，增长的外延水分、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值得高度重视。简而言之，如果不能形成有效供应，那么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就有外延水分。如果经济增长不能靠更少的投入实现，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些折扣也是增长的水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韩庆祥：

　　促进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

　　公平正义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从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到提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强调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到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始终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本质上，此即公平正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

　　王东京：

　　须守住中国经济 “下限”

　　对守“下限”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政府为何一定要守“下限”？当然是为了守就业。经济学有个奥肯法则，一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呈反比关系。中国经济下滑照样会增加失业，故为就业计，我们必须守住“下限”。放眼看，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表态不刺激经济，中国怎可能例外呢？所以政府不刺激经济只能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经济一旦滑出“下限”，政府该出手还得出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

　　李强：

　　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

　　如果有竞争能力的群体变成了没有机会的群体，将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调查显示，在我国，一个人成功的概率，与其出生地高度正相关。大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相比农村雄厚得多，城市户籍人口的机会大大高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高于老少边穷地区。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做到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既可以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平台、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帮助，也需要建立“竞争型的资源共享平台”。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竹立家：

　　中国正进入“双型转型期”

　　当今世界文明又处于一个重大“文明转型期”。新的文明向何处去，如何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中发展出一个“确定性”未来，人类需要价值重构和制度反思，打破 “价值迷思”和“制度依赖”。中国则进入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