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13万协调机构被砍掉：应追问从哪里来

　　全国共计减少各类协调机构13万多个——新华社的这一报道，令舆论追问：这些过多过滥的协调机构是怎么出现的？到底该怎样防范这类其实是“行政失调”的协调机构卷土重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省（市、区）削减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成效显著，全国共计减少13万多个。其中仅湖南一省就减少了13000多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了8472个和8081个。

　　怎么“胖”起来的？

　　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禁止午间饮酒办、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各类协调机构的数量令人瞠目，在名称上也颇有“喜感”。五花八门的协调机构，仅被砍掉的就多达13万多个，那些没有被砍掉的、仍旧在运行的，还有多少？

　　遇事便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之类的协调机构，仿佛已成一种行政惯性。惯性之下，协调机构焉能不越长越“胖”？半月谈网网评员滕朝阳认为：这种习性的养成，和以前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有关。比如足疗的供求、馒头的买卖，本不需政府操心，但政府硬要管起来，又找不到有何部门具有此种职能，于是就搞个什么“小组”、成立个什么“办”。不该管的事政府偏要去管，机构、编制、人员能不膨胀？

　　央广评论员贠杰认为，“客观而言，协调机构在特定的时期、对特定的工作有其必要性。比如，在管食品安全的时候，单个部门很难通过自己的工作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又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立议事协调机构，以便比较有效地推进相关工作。”但问题是，“在解决相关问题之后，缺乏一种机制来解散或者消除这些议事协调机构。结果这些机构越积累越多，给财政造成负担，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所以，需要通过一种制度化设计，形成协调机构的消除和退出机制。

　　“协调”为何成“失调”？

　　那些被砍掉的协调机构并不能起到协调的作用，反而造成了行政“失调”。关于其具体危害，新华网网友何勇海认为，“一是一些协调机构照样成为‘推诿机构’。成立协调机构是为了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但现实却是，在没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的成立却往往进一步模糊了各单位、部门的责任边界，让他们在‘协调’名义下更加方便地互相推诿。二是一些协调机构纯属因人设事、因人设岗，人浮于事。”

　　长得胖不代表身体健壮；机构繁多，不代表行政效率高。国际在线网友何木认为，臃肿的协调机构“不但无助于解决某些棘手问题，反而会成为提高行政效率的绊脚石——明明只需某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成立了协调小组，反而需要先在各部门、单位间进行‘协调’，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有些地方之所以文山会海，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只是不帮忙、只帮闲倒也罢了，问题是一些协调机构往往打着“协调”的名义，通过收费等方式行权力自肥之实。金羊网网友何龙说，“机构越多，关卡也越多，也越容易扯皮，事情就越难办。它们就像高速公路上的逾期收费站，或许除了让司机远远地开始刹车减速、缴费之外，没有更多的正面功能。”

　　如何“消肿”强身？

　　有行政管理专家分析：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较复杂或重大、跨区域的问题，可以设立相关协调机构，此外则必须慎之又慎，以防止产生冗员。对于某一地方来讲，各部门、单位若都能尽心尽责，真正做到了“权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事走”，就无需成立徒有虚名的协调机构。

　　舆论一致给协调机构的消肿开出了“机构法定”的方子。中国网网友李丁乔建议，应该“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什么样的协调机构可以设立，什么样的协调机构不能设立，并且对违法设立协调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追责。”

　　现实中，一些协调机构之所以能办成一些事，还在于其负责人往往是更高级别的领导甚至地方党政“一把手”，有足够的权力。机构“消肿”，最终还是有赖于各部门、单位依法行政、权责划分清晰、责任落实到位。东方网网友殷建光分析说，“如果我们的工作都是依法工作了，自然就不用权力来协调，这些协调机构自然也就没用了。”

　　从“机构法定”到依法治国，是一个更广阔的观察视角。殷建光大声呼吁，“我们应该将这次砍掉协调机构作为一个切入点，积极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思想意识，落实依法治国的各项具体措施。”他满怀期待地写道：“不配合工作违法，不作为违法，临时设立机构违法……于是，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必然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行，并最终打造出一个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蔡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