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2013及以后的中国在矛盾中寻找新身份

　　中新网1月2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载《2013及以后的中国在矛盾中寻找新身份》一文，文章指，从2013年起，中国将开启在矛盾中寻找新身份的进程，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对内，构建有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对外，建构大国身份，使世界对中国“脱敏”。这一身份建构进程能否成功将关系到她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文章摘编如下：

　　对于中国而言，2013年是转折性的一年。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变化”都成为与这个东方大国紧密相连的关键词。新一轮国内改革大幕已经轰轰烈烈地拉开，外交上的改革创新也进入新阶段。如何理解中国的变化和其未来走向？“身份”当是一个可取的视角。

　　从2013年起，中国将开启在矛盾中寻找新身份的进程，而这一身份建构进程能否成功将关系到她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改革——建构中国特色2.0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经验都可以被归纳为中国特色1.0。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言，成熟的社会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外来制度规范，而是会尝试将外来制度与本土社会结构结合，从而实现外部制度要素的本土化 (localization)。显然，既要保证核心政治经济结构稳定，又要在诸多领域以外国为师，推动改革，其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但就是在这种挑战之下，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经济特区拉动下的试验－推广式改革，到入世谈判引导下的制度调试，中国政府在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从而既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又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内核不被破坏。

　　随着改革的深化，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西方制度中技术层面的要素已经被大量采用，而剩下的部分多是事关国体的内容；另一方面，如果停止制度引进，那么中国就将面临无经验可循的全新局面。

　　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背景。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前途命运就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地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从而真正建构起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即真正专属中国的中国特色2.0。

　　外交——建构大国身份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崛起多半是理论话语和宣传工具，而非真正的国际关系现实。无论从中国国内还是从既有大国的视角来看，中国都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中等国家。在中国国内，“韬光养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与之并列的“有所作为”险些被人们所遗忘。融入国际体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之一，中国不但全面加入了各种国际制度，还主动接受国际约束。通过上述行动，中国比较有效地表明了其政治抱负的和平性和有限 ，但同时也建构了一种中等国家身份。对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而言，中国一直就不是一个地位平等的玩家。

　　这一尴尬现实从他们对中国每一项较为进取的外交行动的反应上便可一览无余。无论是中国海军经过宫古海峡所引发的日本的强烈不适，还是美日等国对中国新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抵制，都说明了一点，世界对按照大国逻辑行事的中国还极易“过敏”。

　　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改革创新的背景。前文所述的这种不正常的国家身份显然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要做真正的大国，就需要重构原有的国家身份， 而这正是新外交的难点所在。

　　众所周知，后发国家的身份重构往往导致不愉快的历史记忆——战争。德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就是传统的争霸战争逻辑的最好案例。而和平条件下的大国身份重构则鲜有成功案例。德国成为了欧洲中心国家，但其军事能力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也进展缓慢。对于中国而言，既要做全面的大国，又要避免全面战争，这显然需要在路径上采取重大创新。

　　从实践来看，这种创新已经初现端倪。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推进的方式，以坚持不懈的实践，使更为进取的对外行为常态化，从而使世界对中国“脱敏”。

　　时至今日，中国舰队的深海训练已经鲜遭非议，钓鱼岛巡航也基本实现了常态化。而美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态度的软化也说明，在正确的操作下，这一令亚洲和世界震惊的“新”事物，也终将成为国际关系中又一个新的既成事实而已。

　　当然，就如“脱敏”需要高超的医疗技术一样，中国的身份重构实践也考验着决策者和实践者们的能力。对力度和速度的控制是渐进式身份重构成败的关键。维持这种控制力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一方面，正如观众成本理论(audience cost theory)所指出的，更进取的对外行为将推高国内公众的预期，从而带来更大的决策压力和更小的伸缩空间。

　　另一方面，对外行为的拓展也必然引发更多的危机，这对中国的危机管理能力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当然，如果中国能够克服上述两项挑战，在对外行为中成功拿捏进取和克制的平衡，则世界终将对作为大国的中国习以为常。(余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