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析地铁杀人案：偶发个体变态还是社会病态？

　　中新网7月25日电 台北捷运(地铁)随机杀人案，凶手郑捷因“大规模杀人”被求处死刑。台湾《中国时报》25日刊文表示，这个结果平民愤、警效尤，符合一般期待。但这就了了吗？案发后，意欲仿效的“郑捷们”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又可见郑捷并非特例。我们若仅将其视为偶发的变态，显然就忽视了整体社会的病态。

　　文章摘编如下：

　　案发之初，人们纷纷猜测郑捷究竟哪里“失常”；似乎只要将其解读为变态特例，日子便可回复“正常”。但我们细读起诉书里精神鉴定纪录即知：本案最特殊、也最令人担忧之处，正在于凶犯的“正常”。

　　郑捷非特例 还有“郑捷们”

　　不论就出身(关系和谐的小康家庭)或学习经历(在师长眼中并非偏激、怪异的学生)来说，郑捷就是一般人。他相信突出独特的个人标记，可吸引他人注意，亦符合社会风尚。既自我又自恋，虚无且相对主义，不在乎社会规范、为反对而反对，更反映着他这个世代的氛围。可以说，郑捷基本上并未脱离大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郑捷不论是一度进入军校，或被退学后策划捷运作案，想做的“大事”一直就是要大量杀人；其犯案前完善筹划、犯案时冷静精准、犯案后平静自在，原因全在“观念偏差”。而案发后，意欲仿效的“郑捷们”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又可见郑捷并非特例。我们若仅将其视为偶发的变态，显然就忽视了整体社会的病态。

　　试看“郑捷们”成长于怎样的教育环境？

　　一、相信强权即公理：

　　台湾日据时期，杀我生民、侵我权益，更以“支那猪”、“清国奴”践踏我尊严，以“暴支”丑化我中华民族，以“蒙昧落后”诋毁我先圣前贤倡行仁义礼智之先进，以皇民化抹去我文化认同，并以台民为炮灰，强迫跨海侵凌我同胞。但对这个至今还在利用两岸阋墙渔翁得利的日本，台湾朝野争相感其“恩”、颂其“功”，而让今日台人继续看扁祖先、贱视自己、仰望日本。

　　另一方面，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在全球各地窃听、造乱，以种种卑劣行径侵蚀他国整合。台湾却上下一致站在美国立场，自愿受其利用、损人辱己。在这样一个赞颂强暴、大是大非全然颠倒的社会里，郑捷们能学到什么？

　　社会打混仗 孩子怎道德

　　二、混沌虚无先为己：

　　几经政党轮替，蓝绿“政府”皆无意调查各种政治悬案，还给社会迟来的正义，却意在养案自肥、接收选民。当局少数人把持的黑箱协商仍左右着立法与政策，分赃政治仍助长着不公不义。政客们不图完备问责机制、强化“宪政”传统，反倒一方面借漏谋私，一方面又不断诉诸体制外抗争，以各种欺世盗名的漂亮口号模糊议题、炒作民粹，再三撕裂社会、捣毁“宪政”体制。

　　这个从真相到责任样样打混仗的社会，能教出几个头脑清楚的孩子？如此鱼肉百姓的分赃政治，怎可能激励出勤恳努力的动机、推己及人的道德意识？

　　于是学校教育自限于授小业、解小惑，在道德沦丧的前提下徒倡多元、快乐。尽管少数良心未泯的老师犹致力于传大道、解大惑，学生仍以盗贼为宗师、视先贤为欺妄。于是社会成功教育出大批冷漠苟活、追求小确幸的相对主义者，而有心“做大事”、成为somebody者，只能仿效张牙舞爪的名嘴、贪赃枉法的政客、聚众作恶的职业社运领袖，或郑捷这种喋血独行侠。

　　杨志良曾批评这个世代是“四不”(不婚、不生、不养、不活)“一没有”(没有前景)。但郑捷们提醒我们：台湾的问题远非个体消极不作为，实乃更具集体毁灭性。我们能不猛醒？(简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