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希腊困局凸显欧元实验至关键时刻

　　中新网6月30日电 台湾《经济日报》30日刊发社论《希腊困局凸显“欧元实验”已到关键时刻》。社论说，希腊债务危机出现五年来最戏剧化的转折。希腊7月5日将对国际债权人的纾困方案举行公投，拒绝欧盟“最后通牒”及“改革换纾困”要求。希腊的局是一个困局。这也说明，“欧元实验”已到了关键时刻。

　　文章摘编如下：

　　希腊债务危机出现五年来最戏剧化的转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7月5日将对国际债权人的纾困方案举行公投，悍拒欧盟下达的“最后通牒”及“改革换纾困”要求；他痛批纾困案违反欧盟规定，等于是在“羞辱”希腊民众，呼吁希腊民众站出来投反对票，回应“勒索”。

　　希腊的局是一个困局，基本无解。短期是个“拖”；长期则是“分”。除非有大政治家及大机遇的出现。这也说明，“欧元实验”已到了关键时刻。

　　希腊债务危机自2010年爆发至今，五年来GDP累计下降26%，失业率飙升到25%，年轻人失业率更高达50%以上，与此同时，希腊债务占GDP比重则由148%上升到180%。所有指标的变化都显示，希腊的生产力在下降，还债能力也在下降，纾困方案完全未起到预期作用。但债权人与债务人却各执一词，陷于永无休止的争吵之中，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言以蔽之，希腊的困局，其所以“困”，是源自于四个结构性的因素。

　　第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纾困政策的吊诡与恶性循环。债务方(欧盟及欧央行)拨付纾困金延缓债务的前提是希腊必须一改以往奢靡消费作风，进行改革，改革意谓着政府减少支出与福利，民众则须节衣缩食过苦日子。且不说“由奢入俭难”，就算政府与人民都做到了紧缩，紧缩的结果只是更进一步压缩了总需求，导致经济的进一步下降及失业的进一步增加。最终必然落得债权人与债务人相互指责对方不是的泥巴战。

　　第二个结构性因素，是政治决策与民意选择的吊诡与两难，也是理性与情绪的两难。就理性而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要有能力还钱，一方面要节俭，二方面要更卖力工作，也是天经地义。前一任总理便以此为诉求获民众支持当选了，可是紧缩政策终于让习惯了宽松日子的选民受不了，于是，一个打着反紧缩不再过苦日子向债权人对抗的齐普拉斯，获得了选民支持当选了。可是光凭情绪毕竟过不了理性这一关，面对债权人逼债，齐普拉斯现在将压力转到了选民身上，举行公投。公投又能怎么样呢？公投结果，无论是哪一种，又能跳出眼前的困局吗？

　　第三个结构性因素，是货币。原本任何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困境，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一样，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变卖资产。但国家变卖资产在技术上比企业麻烦，不能拿港口、机场、小岛去标售，因此最佳之法是把货币贬值，让整个国家变得“更便宜”，更有竞争力。比希腊更早的冰岛就是这么自救的，但希腊不成，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货币，它的货币是欧元，它贬不了欧元，因此只能看着竞争力不如他人而无可奈何。

　　第四个结构性因素则与整个欧元区有关。现在看来，“欧元实验”最大的败笔就是欧元区有共同的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与财政政策，就像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一样。如果欧元区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主权国家，那它就可以针对国家内部某一弱势地区给予财政补助支持。遗憾的是，希腊与欧盟的关系并非如此。

　　四个结构性的因素，没一个好解。双方也都知道困境难解，但更知道困境一旦破局对双方都是一个两败之局，所以都在赌对方不敢破局，于是就形成了困境博弈局面。每博弈到最后一刻，无解，又不敢破，唯一的选择就是：拖！所以一拖再拖，这就是短期的无解。

　　长期呢？总有拖不下去的时候，双方终于发现再拖也不是办法时，就到了“分”的时候了。希腊脱离欧元区，会进入到一段极煎熬的过程；失去了希腊的欧元区也将面对所有债权打水漂及欧元区会不会分崩离析的巨大风险。

　　有无可能度过此劫，柳暗花明又一村？理论上只有一途，那就是让“1.0”的“欧元实验”来个升级版“2.0”。也就是痛定思痛，为欧元区打造一个与欧央行配套的欧财政部。这当然需要大政治家，德国总理默克尔或有此念。默克尔能成为这个大政治家吗？答案还要看大形势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