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住房私有率与社会公平

　　房屋少了不行，房屋多了分配不合理也不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平衡论”是从住房的均衡提炼、引申出来的。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发出警示：要防止“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恩格斯也曾说过：“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记住这些名言，有助于推动我国廉租房的建设

　　中央财政前不久下拨2013年中央补助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专项资金580亿元，此消息令人心潮澎湃。这不只是因为580亿数额巨大，更主要的是“租赁”二字耐人寻味。住房应当以“私有”为主还是“租赁”为主，既是当今世界各国说法不同做法各异的现实问题，也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多年并写有专著的理论问题。

　　怎样的“恒心”才是有出息的、科学的？

　　“居者有其屋”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是，是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屋里，还是居住在自己租赁来的公共房屋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国家住房私有率高，有的国家相反。一般都认为过低不好，其实过高也不见得好。社会学主张社会流动，既主张水平流动，又主张垂直流动。尤其是在交通发达以后，人口会很自然地按照产业、技术、资金的流向而流动。近年来，我们爱谈“中国情怀”，爱谈“世界眼光”，若一年到头蜗居在自己拥有产权的斗室里，情何以堪？

　　现在世界上住房私有率最高的国家，是从“社会主义的苏联”独立出来的爱沙尼亚，约为96%。从过去“一切归公”的那一极跳到“越私越好”的这一极，这个“96%”是矫枉过正的产物。有些人爱讲“恒产恒心”，这里有部分真理。但是，恒心怎么可能只来自于恒产？再说，就是来自恒产，也不一定是单指房产。人与人之间不仅有“地缘”关系，更有“业缘”关系。准确地讲，有“恒业”方有“恒心”，专心于自己的专业，专业需要到哪里就奔向哪里，这种“恒心”才是有出息的、科学的恒心，才是能“恒”得下去的恒心。“乐业”带动“安居”，“安居”服从“乐业”。

　　积极推进公共租赁房建设，符合群众利益

　　现在中国城镇的住房私有率是多少？说法不一，但总归比许多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这不是好事情。即使扣除欧洲统计住房私有率时的“负水分”，如他们为逃税，生了好几个孩子的“夫妻”还不是合法夫妻，明明是夫妻两人拥有的住房也只能统计一人拥有，那中国的住房私有率也比外国高。西方大城市住房私有率最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公共租赁房建设，从而相对降低住房私有率，是给即将就业的大学生、给农民工、给进城务工人员、给城镇低收入者送来喜讯。他们有可能迅速实现“居者有其屋”了。

　　从理论上说，私房率高意味着社会流动量小。可是，中国的社会流动量并不小。仅以农民工为例，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外地农民工就有16336万人。想想看，在廉租房稀缺的情势下，这么多人住到哪里去了？这就是“群租”这一怪象激增的缘由。再想想看，“群租”又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少弊病！只想着用房产提升GDP，忘记了还有人“群租”，这怎么行呢？现在政府把满足困难群体基本住房需要，列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也是会促进社会公平的。

　　欧洲有些国家是如何让“买房不如租房”的

　　怎样才能落实公共住房的建设，提高租赁的比例呢？首要的是要变革“树怕移，家怕搬”的旧观念。上海虹口区有条几十米的小弄堂，住过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郭沫若一批名人，全是外地迁来的，后来又都迁了出去。“名人多故居”很正常。咱百姓也一样，要“四海为家”，不要只以“老窝”为窝。当然，这要以外面的“新窝”胜过“老窝”为前提。

　　其次是要看政策向哪方面倾斜。近年来有些人搞“房屋投资”，贷款买了十几套、几十套房屋，立即成了暴发户。相反，欧洲有些国家在法规上有意向租房者倾斜：一、房租不能高；二、5年内房租可以随物价指数的上升而上升，但最多也只能提升15%；三、不得对老人提高房租；四、如连续租给一家租房户5年以上，就允许租房户一直住下去，除非证实出租者自己需要居住以外，都不许收回。维也纳有个长约1公里的、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屋”，有1382套廉租房。只要住进去，只要能交房租，一律不许终止租赁。把以上四条集中到一点，必然是：买房不如租房。这样，住房私有率怎么能不低呢？租房的比例又怎能不高呢？社会流动的流速又怎能不快、流量又怎能不大呢？

　　解决住房问题，要学好马克思的“社会平衡论”

　　我国2012年城镇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32.9平方米和37.1平方米，这对13亿人口来讲是天大的好事。住房的宽敞是建设宜居国家的一个指标，也是公民生活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住房的宽敞也说明我们有条件实现住房上的均衡。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屋”，总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可以容纳4000名左右的居民。一套住房面积大概50平方米，内部结构为两厅一室，即前厅、客厅和卧室，同时配备有自来水、卫生间、浴室和厨房。大楼里还有许多公共设施，比如洗衣店、幼儿园、公共澡堂、图书馆、牙医诊所等等。住宅楼群建好之后，维也纳被人赞为“欧洲社会福利政策的典范”。

　　深陷欧债危机的西班牙曾要求德国援助。德国人说，你们西班牙的人均财富为德国的两倍，怎么还要我们援助？“德国之问”发人深省。房屋少了不行，房屋多了分配不合理也不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平衡论”是从住房的均衡提炼、引申出来的。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发出警示：要防止“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恩格斯也曾说过：“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

　　记住这些名言，有助于推动我国廉租房的建设。

　　(邓伟志 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