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豪华办公楼要告别禁令依赖

    世相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应付式”清理。譬如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某地局长、副局长搬到处长办公室，处长搬到科员办公室。

    （2月10日《京华时报》）

    “官员办公楼”，被网友形象地称之为“第四公”，在“三公经费”饱受质疑之时，对“第四公”的合理性审视亦是迟早的事情。如今，各地豪华办公楼频出，有的豪华程度直逼白宫，“被清退”自在情理之中。现实中，越豪华的办公楼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往往也越差，道理很简单，盖办公楼花钱越多，提高公共服务的资金就越少。

    事实上，对于清退豪华办公楼，政策由来已久，我国第一个政府楼堂馆所的“限建令”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仅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就超过10个，而地方文件则不计其数。遗憾的是，禁令很多，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应付式清理豪华办公楼的新闻是屡见报端，不断地消解着“禁令”的制度善意。

    如今对豪华办公楼的突击清退，在公布的数字上，的确有可以书写的成绩，如山西清理超标办公用房64万平方米，1.5万余个项目被停；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余办公室，面积87万多平方米……这样的成绩，看起来很不错。不过另一面的意思则是———这些年对豪华办公楼的监管几乎处于“真空”地带，不然，怎么有这么多多余的办公室被清退呢？而在一次次的现实探讨中，一个共识也早已达成———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

    换言之，对于清退豪华办公楼，必须告别“禁令依赖”，回归到法律渠道。因为最好的制度之治便是法律之治，只要我们的法律对公务员办公楼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且严格执行到位、问责到位，便会形成天然的震慑磁场。只有回归法律的常态路径，才是遏制“第四公”乃至“第N公”的治本之策。

    重庆晨报评论员 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