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低碳发展有效途径是城镇化

14日，潘家华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左庆 摄

　　12月14日，第91期齐鲁大讲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为听众送上了一场以“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城镇化”为主题的报告，他分享的“新常态首先要‘心常态’”“公共服务资源要均衡化”等观点，为听众送上一场思想盛宴。

　　潘家华被认为是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曾应邀在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讲解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在本期齐鲁大讲坛主持人、山东大学能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马春元的主持下，潘家华和现场听众进行了交流。就读者关心的问题，齐鲁晚报记者也对潘家华进行了采访。

　　经济新常态下，增长点要转向民生需求

　　齐鲁晚报：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新常态”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您怎么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潘家华：首先要明确，新常态不是经济的下行或崩溃，而是属于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和阶段转换，是社会经济前进的一种表现，而不是被动的硬着陆或经济的崩溃。

　　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这样一种经济高速增长到趋于成熟、市场趋于饱和、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整个经济速度降下来甚至接近零增长的阶段，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没有下降，而是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齐鲁晚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常态？

　　潘家华：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和消费水平是一定的，不可能无限扩张。物质财富的积累达到饱和，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住房等，到了一定程度就不需要再建了。所以必然造成现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速的放缓。

　　再如住房，日本人均住房面积是28平方米，我们现在城市中，不包括小产权房和城中村的统计，人均已经到了36平方米。

　　齐鲁晚报：在这样一种趋于饱和与成熟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潘家华：投资的外延扩张，是一种扩张型经济，经济增长增速就比较快，但经济一旦趋于饱和、成熟，这样一种外延扩张的空间就比较有限，再扩张就没有必要了，只能通过一种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从外延扩张转向民生需求。

　　现在，老龄化社会需要这么多定向的精准化服务，但却没有，所以就出现很多人没事做，很多事没人做。没人做的这些事，就是现在发展的潜力所在，经济转型的要求所在。

　　齐鲁晚报：是不是说第三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机遇？

　　潘家华：一、二产业机械化、智能化的水平越来越高，投资再多，拉动的就业量也是有限。如果现在发展第三产业，空间非常大。投资不多，但就业量特别大。

　　最近有媒体报道，北京昌平准备新建12000个幼儿园的学位。如果每10个小孩配一个老师，这就是1200个就业岗位，加上行政、餐饮等相关的岗位，至少是2000个就业岗位。这就既改善了民生，又增加了就业。所以，在新常态下，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公共资源均衡化才能解决环境“超载”

　　齐鲁晚报：“新常态”的内涵阐述中谈到资源环境约束方面时，认为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如何判断是否达到上限？

　　潘家华：对物质层面的过分消费和追求，使我们现在处于一种达到或接近承载能力。现在一般说的是达到、接近，个别甚至超过了承载能力。

　　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就是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工程有1234公里，从汉江一路到北京、天津，1000多公里，这就是一种超越极限的表现。北京、天津的水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没有水可用了，于是调水过来。那再发展下去，又没有水了怎么办？

　　齐鲁晚报：有报道称，北京应该建设风道，缓解大气污染，但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

　　潘家华：现在污染的形成并不是因为风道的阻隔，还是污染物的排放量太大，跟风没有关系。风道只是把污染物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第二，风是飘忽不定的，是自然的产物和多种因素的综合，难道搞了风道后，风就听从安排走风道？从经济上讲，要搞一个风道，对整个城市的格局是一种破坏，是劳民伤财，要消耗、浪费多少能源？

　　齐鲁晚报：京津冀一体化能否化解北京的环境“超载”局面？

　　潘家华：利用京津冀一体化可以转移相关产业。需要注意的是，不仅要把产业转移出去，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医疗、教育等也要迁出去，这样人口才会跟着走。比如，只要把清华大学搬到一个地方去，它就是一座城市，就像美国的斯坦福，英国的剑桥、牛津等。

　　北京现在的环境承载能力确实是超越了极限，必须要釜底抽薪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能否转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是关键？

　　潘家华：是这样的，如果优质社会服务资源不转移的话，北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其他大城市、省会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不分散一点呢？像美国的加州大学，有10个校区，教育资源也得到了均衡发展。

　　齐鲁晚报：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是不是也要注重公共资源的均衡化？

　　潘家华：小城市、小城镇还有环境容量，但缺乏相关产业、服务的支撑，发展乏力。很多人回中小城市创业，结果没业可创，只能返回北上广。

　　如果公共资源配置均衡，中小城市也能形成发展特色吸引人口，把这样一些空间利用起来，对于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应该是有帮助的，这就需要在宏观的资源配置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

　　城镇化的优势在于规模效益

　　齐鲁晚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有怎样的大背景？

　　潘家华：中国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人均水平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不减的话，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不可能树立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确实需要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一步努力。

　　今年11月12日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也就是说，到2030年以后就不再增加了。从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来看，这是很难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齐鲁晚报：城镇化过程是否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潘家华：有人说城镇化会增加碳排放，实际上这是非常狭隘的伪命题。城镇化的一个具体效益在于规模效益，这样的效率会比乡村更高。所以要低碳的话，城镇化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但低碳同样是城镇化的一个难题。绿色、循环、智能等，都可以用“高碳”的形式实现。比如处于干旱区的兰州，为什么公园里郁郁葱葱？就是靠电把黄河水抽上去浇灌，说到底就是“高碳”。

　　所以，真正的刚性约束就是碳，如果能把碳减下来，其他的一切都不成问题，这才是关键。我们的低碳化如果要在2030实现目标，低碳城镇化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饱和，就得提升效率、改变能源结构，把碳实现绝对量的减排。这就要求以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来审视城镇化进程。

　　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