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作家张翎:故乡只在记忆中存活

　　把成功归功于海外经历是一种狭隘

　　羊城晚报：您既没有出生在唐山，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灾难，作为一个旅居国外的女作家，您从哪里来的底气写出小说《余震》？

　　张翎：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书写亲身经历的事件，那么天底下只能流传着自传和日记两种文体。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连抗战也写不成了———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想象力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峻的考验。当然，在书写历史题材的时候，想象力必须要有强大的背景调研作为支撑。对于唐山来说，我的确是个“外乡人”，但是外乡人的视野也是一种视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会因为存在着多个视野而变得丰富。况且《余震》并不正面书写地震本身，关注点其实是在灾难之后的心灵创伤。而心灵创伤是人类共通的题材，并不需要额外的天分和勇气来触摸这个母题。对我来说，创作《余震》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羊城晚报：还有许多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成为收视保证，在内地深受观众喜爱。您认为，包括您在内的这些出国多年的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仍能够紧紧揪住内地观众的心弦？

　　张翎：这又是一个很个体化的问题，虽然有几位海外女作家的作品化为影视作品后深得市场青睐，但每一个海外女作家吸引影视观众的理由可能很不一样。在于梨华的年代里可能是因为她书写的故事本身的新奇，而今天六六吸引观众的原因是紧扣当下的热门话题；严歌苓独具的是她“化腐朽为神奇”的讲故事能力，虹影却是因为她旺盛的原始生命力。海外经历是她们的羽翼，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她们首先必须是“猛虎”。把她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海外经历，反而是对她们创作才华的一种狭隘理解。

　　无法在别的语种里找到母语的感觉

　　羊城晚报：您在加拿大的生活是怎样的？

　　张翎：我在加拿大的生活非常简单，没有喧嚣的应酬，更与豪华的生活方式隔绝。除了阅读书写，一年里攒下的时间和金钱几乎完全用于旅游和采风。走过了世界很多地方，许多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使我心生敬畏，知道人类在整个宇宙中的渺小，因此不断地推翻自己从前的一些观念和看法，对许多从前认为是“定理”的事产生颠覆性的怀疑。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分为两类，一类以英文为创作语言，一类兼具母语创作，您和严歌苓等，都以母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您怎么看待华文女作家英文创作与母语创作的差别？

　　张翎：我认为语言仅仅是用来操作的工具，哪种工具使得顺手畅快就选用哪一种。母语也好，英文也好，对于创作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个人选用母语创作是因为我无法在任何别的语种里找到像母语那样畅快淋漓随心所欲的感觉。这个道理就像一个使用过利刃的人，他就很难去操作一把钝刀———尽管钝刀也能切肉切菜，但过程太乏味并消耗灵感。脑袋瓜子一旦和语言表述中间有了阻隔，作品的特色就消失在平庸的叙述中。

　　羊城晚报：加拿大的海外旅居生活，对于您观察中国经验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张翎：海外的经历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给了我审美空间，故土的记忆在这样的空间里得到净化和深化。随着大江南北旧城区的日渐消失，所有人的故乡其实只在记忆中存活。海外地域上的相对距离使得“保存故土”的意念变得更为强烈。只要记忆还在，故土家园就还在，而书写就是永久保留记忆的一种方式。(李雯洁 朱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