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华人参加日本例行“春斗” 亲身体验劳方维权

　　中新网2月19日电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每年春天，是日本劳动工会组织“春斗”的季节。“春斗”是日本自1954年开始的“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的简称。

　　“春斗”期间，各个工会采取统一步调，向资方交涉调薪、减时等问题，维护劳方的权益。由于“春斗”影响到全产业薪资调整幅度，成为日本劳方与资方交涉薪资的重要节目。

　　旅日华人中有不少大企业员工，参加“春斗”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许多人都是来日本以后才完成“春斗”初体验。在接受采访时，他们介绍了参加“春斗”的实际体验。

　　华人曾担任全日本行业工会议长

　　出身上海的华人媒体从业员蒋峥在日本电视台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她不仅是活跃在第一线的电视记者，也一直积极参加工会活动。

　　日本电视台有一个庞大的工会，这个电视台共有1200多名员工，参加工会的有五、六百人。日本大企业的工会组织都比较健全，新参加工作的员工一般都由前辈带到工会，办加入工会的手续，并告诉工会银行帐号，以便自动交纳会费。在企业里不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一般都会参加工会。

　　蒋峥说，一般每年会罢工一到两次，在“春斗”时规模比较大，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资，并争取劳方的其它权利。

　　“春斗”期间，一般都会罢工半天。罢工的时候，所有人拒绝参加电视的播出、采访及编辑工作等。罢工之前，先由工会的人吹响哨子，然后参加了工会的员工都戴上“战斗员”等袖章，马上离开工作现场。

　　但是晚间的新闻不能不播出，公司只好安排一些担任管理层职务的人和日本电视台下属公司的人来做。有一些播音员难以找其他人顶替，因此他们可以“除外”，也就是不参加罢工。

　　蒋峥说：“在公司，我们罢工这几个小时是不发工资的。但是由于我们交了会费，工会会把损失的工资从会费里给我们补上。”

　　蒋峥曾在日本电视台工会里担任妇女部部长，主要工作是争取妇女权益，通过罢工和斗争，为自身争得到了一定的权益。比如说，原来女员工生小孩只有三个月产假，但经过斗争除三个月产假之外还争取到了两年的育儿休假；他们还争取到了有孩子的女职工在不减工资的情况下可缩短工作时间的权益：在孩子小的时候，女职工可以晚上班一小时，早下班一小时。

　　在谈及“春斗”等罢工活动的成果时，蒋峥表示，过去“春斗”还能在增加工资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近五、六年由于日本放送行业也非常不景气，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为零，只能争取到一些其它的权益，如每年免费做一次CT检查，还有上面所说的女员工的权益等。

　　日本“春斗”是为了寻找妥协点

　　武藏野美术大学的华人教授廖赤阳讲述了他所目睹的“春斗”及其内涵。

　　廖赤阳告诉记者，日本的“春斗”就像是每年有一个游戏要做，在工会和理事会之间，工会出一个代表，理事会出一个代表，出来商谈。廖赤阳说，今年“春斗”究竟提了什么要求，他还没有看，因为这其实是个形式主义，比如涨工资这事都是依循规定的，真正通过春斗来解决的事儿不多，与其说是“春斗”，不如说是“春谈”。

　　“春斗”在日本是一种特殊的形态，与其体制有关。以武藏野美术大学为例，参与学校运营的组织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个是理事会，一个是教授会，一个是工会。学校没有老板，没有所有者，但又不是国家的。

　　理事会，是学校请人来做的，从理事长到理事会成员都是雇员，他们不是老板，没有发言权，但经营是他们在做。还有一个是教授会，所有大事小事都是教授会决定，应该说教授会是最有掌控权的，校长由教授会选出，校长也是理事，他作为教授代表进理事会，要和理事会作为一个对立的角色。基本上理事会由校长主导。

　　最后一个是工会，和理事会扮演对立的角色。每年“春斗”时，工会派代表去了，理事会也出来一个理事，和你谈谈。按规定，工会主席的身份必须是平头百姓，随便一个教授会的普通老师，才能当工会主席，如果你有个一官半职，就不能当了。理事、教授、工会，三者之间常常需角色转换。

　　廖赤阳强调，“春斗”的意义有两点：第一点是大家知道彼此有制约、监督，就是说在一个机构里一定是有几种力量相互牵制抗衡、互相监督，但是三方对立的角色绝不是不可调和。三方对立，是为了寻找共同和妥协点，而不是坚持斗争。第二点是每个人的身份可以转换，今年代表资方，明年代表劳方，重要的是角色而不是私人想法。这样，能够设身处地了解对方的想法，比如校长能了解老师是怎样想的，而工会主席也知道经营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