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新力量 展现人类共性

　　近年来，旅居或移民海外的华人作家在国内文坛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陈谦、王瑞芸、袁劲梅、张惠雯、苏河、邵丹、于晓丹等。以这些作家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源自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华人出国热潮，这一股写作力量在文化素养、生存状态等诸多方面与早期海外华人有所差异，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维度。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返国传播并受到读者高度好评是近年引人瞩目的现象，严歌苓、张翎和虹影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三驾马车”，严歌苓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在《扶桑》、《天浴》等作品中表现出了富有哲思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深刻理解。严歌苓和张翎的小说改编为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唐山大地震》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虹影的代表作《饥饿的女儿》以30多种语言出版，并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经历了空间转换与文化冲突的海外华人作家通常在创作中表现出边缘感与离散感，因距离而建构出对文化重新审视的视角，从而为华语文学的创作带来新的叙述方式与思想元素。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既有华人移民进程的独特时代印记，也因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而被赋予更多元与丰富的活力。

　　“乡愁”主题的弱化

　　提到海外华文文学，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词就是“乡愁”。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壁上的华语诗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世纪初，林语堂、郁达夫等大师都曾以东西创作技法的集合来展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大批青年去往美国留学，独处异乡的孤独与文化风习的冲突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写就了许多被称为“留学生文艺”的作品。这一时期，旅美作家白先勇创作丰盛，诗人余光中撰写了许多名篇。一般认为，“留学生文艺”是海外华文文学自觉创作的开端。七八十年代开始，海外华人文学拓展了创作题材和内容。可以说，文学是离乡华人表达内心挣扎与愁绪的最好方式之一，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曹桂林所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华人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现实图景。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乡愁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故土情结，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人的文化表述中透露出来。如今，全球化背景下交通与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乡愁这一情感已经被渐渐弱化。他指出，描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征，使用“流散”、“离散”等词汇可能要比“乡愁”更准确，因为海外华人的离乡不是一般的离乡，他们是离开了族群，到了另一个族群中，像“散播的种子”。

　　“故土和童年是不需要认真去记忆的，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你的血液里，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作家张翎在谈到“乡愁”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这样说，“我已经离开中国多年，无论一年里回国多少次，我已经失去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鲜活的根。我的根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是我已经不知不觉中在‘这里’和‘那里’之间那一片狭窄之地长出了新的根。这个根很虚浮、不稳固，经不太起风吹雨打，有些战战兢兢，岌岌可危，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给了我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感受。在那个新根生出的地方，视线依旧是朝着故土故国的，但是视点有了改变。”

　　作家陈谦认为对一个决定离家去看世界的人而言，“乡愁”的淡化应该是积极的事情，它说明人们开始融入新环境，有了更多的心灵空间去发现新的美。目前活跃的新移民作家，应该已经超越了“乡愁”的阶段。

　　跨文化展现人类共性

　　在贺绍俊看来，海外华文文学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作家在海外不一样的生活经历，而在于他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次次的文化震荡和文化碰撞。在文化震荡中他们显然会有意或无意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也会对存放在记忆之中的以往的经验重新加以体认。比如严歌苓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接受到了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她以这种思维模式去处理中国经验时，就是一种全新的叙述。她近些年的小说几乎都与中国的红色历史有关，但即使写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反右斗争，她都会从一种新的视角切入到历史，看到历史的另一方面。

　　跨文化体验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所带来的并不是单纯空间转换与价值观差异，而是由现实距离所带来的对母体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正是描绘中国题材、中国语境让华人作家充分展现自身的思考。陈谦创作《望断南飞燕》以细腻的描写呈现女性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和洒脱态度，流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以两位主人公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来表现文化之间的既定差异，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真实写照。陈河以《致命的远行》、《沙捞越战事》等作品展现了对战争与历史等宏大架构下人类命运的描摹。

　　然而，要深度展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的主体是“人”，作者必须要亲历这一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方能自觉地思考并书写内心。在张翎创作的长篇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中，这种力图超越文化冲突、寻找思想共性的文学意蕴表现得尤为突出，莫言评论说她“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辍连在一起”。张翎认为这种尝试源于近十年海外生活的积淀与思考，她说，“新移民对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激越控诉情绪和一些较为肤浅的观察和反映，都已经在10年的沉淀中变成了理性的、心平气和的叙述。所谓的文化碰撞文化冲突的话题，在这时已经成为相对的过去时”。那么，对新移民作家而言，“现在时”则意味着“忽略物质生活层面的差异，感受精神上的和谐飞翔，关注超越种族文化肤色地域等概念的人类共性”。

　　海外华人文学队伍越来越大

　　陈谦认为，海外作家各自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很不一样，这使得他们写作的关注点各异。如何超越个人生活的局限，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的挑战。她说“好的小说要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它虽无法提供所有答案，但能提出问题，让人通过了解故事是怎么发生的，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他人。从这一点上讲，海内外作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从而对繁复的生活现实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表达”。具体对海外华人作家而言，“因为远离中文核心语境，语言显得不够鲜活，导致作品语言看上去缺乏当下生活的现场感，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也会迫使海外作家们更好地回归传统，从沉淀过的经典作品里吸取营养，使作品呈现出沉静而雅致的风格”。

　　张翎认为，虽然目前海外华文文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但仍然有一大批作家连基本的出版市场都不能保证。群体写作欲望的强盛和整体发表渠道的萎缩，将会是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一大挑战。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跟随创作主体的生活境遇和全球化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历经嬗变；随着第三代、第四代移民作家融入居住国文化，非母语写作者数量增加，海外华文文学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总体而言，贺绍俊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非常乐观，“因为文学的突破和创新往往与新的文化因素的加入有关，或者说不同文化的碰撞甚至冲突是激发创新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文学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碰撞的特点，因而它具有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留学大门越来越敞开，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外，可以断定，海外华人文学的队伍也会不断有新人加入，队伍将越来越壮大，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海外华人文学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