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多少明星吸毒？谭鑫培获慈禧特许抽鸦片(2)

　　如果说谭鑫培“奉旨吸烟”是一件显荣的事，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奉旨唱戏”则被时人视为耻辱。

　　1942 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马连良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轰动北平。但是，作为一个瘾君子，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这“汉奸罪”使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也因之吃尽了苦头。

　　老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桂仙也是个老烟枪，据说长年抽烟让家里的老鼠都染上了烟瘾。有一次，裘老板带领全家长时间在外地演出，家里顶棚的老鼠因无鸦片烟熏养，纷纷坠地而亡。这固然不可信，但裘桂仙的儿子裘盛戎有遗传式烟瘾，抽得厉害，未过花甲即因肺病死去，却是真的。

　　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同时把抽大烟学会了。据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记录，梅兰芳曾出演于美、苏、日，得博士学位，著名京剧旦角程砚秋也曾出演于法国。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出演？叔岩曰：“吾国乃中华大国，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未免少失国体。美、法、日、苏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问为何愿去印度，叔岩曰：“印度有大土，我可过瘾也。”原来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

　　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不胜枚举，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伶人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只是药力一过，人就瘫软如泥了。再有，唱戏的最怕嗓子出毛病，尤其害怕在舞台上嗓子出情况，那等于自砸招牌，保护嗓子是京剧伶人非常重要的事，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伶人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不过在笔者看来，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京剧市场火爆，伶人挣钱相当容易，名伶挣钱速度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 汪桂芬、谭鑫培这些名角，“声价绝高”。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一出戏价钱约50 两银子，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 两银子，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羡煞王公大臣。

　　到了民国仍然如此，据当时《京报》报道：戏班子收入相当高，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一个月包银就有1万块。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也有10块20块，而当时北平政府的一个科员一个月也不过30块上下，教授、部长月薪350元已经是非常之高了，跟名伶相比， 乃小巫见大巫。

　　而且，抽大烟还是一种身份、身价的象征。伶界有句话叫“不抽大烟，不过一千”，就是说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家里没有烟榻烟具，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生活品位还不够高，别人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

　　伶界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之下，有样学样。据说当时师傅教徒弟，经常是在烟床上进行：“盖烟榻譬之课堂，烟盘犹如黑板，烟签权做教鞭，烟枪可当刀枪靶子或马鞭等使用，又口中念锣鼓时，烟签击于烟盘上，亦可代表鼓板。”那是派头十足，舒服至极的。譬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谭鑫培就是侧身倚靠在烟榻之上，用一只大烟枪给余叔岩指点。如此耳濡目染，徒弟有钱了不仿效师傅抽大烟，难；有巨大社会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雾，视之为时髦，其他阶层不竞相效尤，亦难。

　　一些名伶毒瘾实在太深，新中国成立后也戒不掉，只好网开一面，特许他们吸食，伶人与毒品的关系就有这么“深厚”，对社会的影响也如此“深厚”，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禁吸毒品，也是正当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