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一带一路”需要意识形态话语 海外华媒应有所作为

　　作者：文扬

　　上海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新西兰观察者网主笔

　　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开局之年，对于海外华文媒体来说，一个新的形势又出现在眼前。

　　多年来，众多海外华文媒体一直在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一带一路”的开局，让这个主题又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内涵。

　　根据中国政府官方表述，“一带一路”要实现“五通三同”。“五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三同”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五通三同”中，一部分是单纯经济性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在互惠互利的经济原则指导下即可实现，并逐渐生成某种利益共同体。但政策沟通尤其是民心相通等软性融通，却不是单纯经济性的，其中涉及到了政治、文化、宗教、传统等大量复杂因素，而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定是这些非经济因素的融合。

　　单纯基于互利关系的利益共同体，并不能直接发展为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其中横亘着巨大的“人心鸿沟”。如果“一带一路”缺乏配套的意识形态战略，真正的“五通三同”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何在推进经贸项目的同时平行地输出一套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带一路”在当前阶段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近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遇阻受困的情况已屡屡发生，其中很多都折射出同一个问题：以为中国企业只要给当地带去发展、带去利益就一定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个巨大的观念误区，是一厢情愿。“发展是硬道理”、“发财是硬道理”在中国社会是共识，在世界很多地区并非是共识。

　　因此，必须要在经济性话语之外建构出一整套带有一定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意识到：与中国的全面合作，除了可以获得眼前利益，还可以分享一个美好的社会前景，一个光辉的彼岸。

　　只要中国“一带一路”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图景真实可信，可以与任何其他图景竞争，各国亲华派就会更加坚定，反华派就会失去动力。

　　“人民共和国”叙事

　　创造出鲜活有力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关键，是重新组织关于“今日中国”的政治化论述，使“今日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背后具有宏大叙事支撑的政治范畴。

　　“今日中国”区别于二战后刚刚独立的“新中国”。前者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背后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两大宏大叙事作支撑，其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但“今日中国”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结构，“中国”这个概念的政治价值重新成为了问题。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宏大叙事的不再适用，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再具有独特的政治价值，毕竟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与所有其他国家都大不相同的国家，不仅仅在历史文化和人口地理上具有特殊性，在政治上也极具特殊性。

　　如果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前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浪潮，都有着更早的源头。这就意味着，需要将“今日中国”视为更长历史时段和更宏大的历史运动的一个结果。

　　其实，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始终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即使不再对外输出革命，也并未改变其基本底色。中国学者在国内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变，在外人眼里，也许只是很小的改变，甚至没有改变。

　　中国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军队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的央行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的名称是什么？是人民币；还有，中国的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国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等等。所有这些在中国国内早已习以为常，失去了其特殊意味的称呼。在世界的眼中，却仍然带着鲜明的标记，甚至带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所以，“今日中国”的真正本质，就是一个不断走向胜利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并未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而改变，也未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随中国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个本质正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刺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Great Powers)的中国，是大国俱乐部中唯一没有帝国主义历史的人民共和国；正在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中国军队，是各国军队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军的军队；而正在开始国际化的中国货币，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储备货币中唯一叫做人民币的货币；就连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的中国亿万富翁，也无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人民富豪”。

　　这个特质，在整个国际社会，可谓绝无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国和西方国家集团中，中国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员平起平坐甚至超出其上的人民共和国；而另一方面，在所有人民国家当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中国又是唯一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大国。

　　实际上，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被视为一个特例，因为与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不同，中国是完全彻底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人民国家。1949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被完全彻底地赶出中华大地的，而随后的中苏关系破裂又使中国脱离了当时的东方阵营。当时盛行于各个前殖民地的外部介入和存在，如西方强加于人的“殖民地宪章”、“托管”、“伙伴”、“监护”、“国际殖民地委员会”、“自治领地位”、“国际共管”等等，在中国统统都没有。中国不仅直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而且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这在当时所有新生独立国家当中，是极少有的。当年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1962年的非洲自由战士大会上曾指出过：在很多非洲国家，“殖民主义的实质仍然存在，改变的只是外形。外国的进口仍然受到保护，地方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进步被推迟，财政方针受到宗主国的资本的控制。这些半独立国家对非洲解放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都曾是这种“半独立国家”，或者受前苏联控制，或者受前西方宗主国控制。对于这些难以完全独立的中小国家来说，在它们与之打交道的各世界大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过帝国主义历史，而且命运与它们类似的人民共和国。所以，讲好“人民共和国”的故事，描述“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和胜利，就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政治价值，也是最适合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输出的一种意识形态。?

　　现代化叙事

　　不仅是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而且是一个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达到了很高现代化程度的人民共和国。这一点，也不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大叙事所能完全涵盖的。与人民共和国叙事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叙事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价值，可以成为在“一带一路”中输出的一种意识形态。

　　一个人民共和国，没有像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陷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困境，甚至成为失败国家，反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一巨大成就的政治含义、制度含义，只要总结得好，都是精彩的意识形态话语。

　　归纳一下，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国具有区别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独特的成功之处：

　　一、中国成功冲破了19—20世纪政治哲学误区，成为率先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的政治大国；

　　二、中国成功发展了独特的政治体制，成为保有高度政治自主性的世界大国；

　　三、中国成功保持了改革的原动力，成为能够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的新型大国；

　　四、中国成功实现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平衡，成为了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这几个独有的成功之处，在与西方国家的对比中看得更为明显。第一、西方国家在根本性质上不是人民共和国，而是资本家国家；第二、西方国家依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打败了社会主义国家，但冷战之后自身却陷入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当中；第三、由于自由被资本所滥用，民主又被民粹所滥用，西方国家的政治议程遭到上下两方面的绑架，自主性基本丧失；第四、由于政治自主性的丧失，陷入“否决政治”的困境，西方国家基本上失去了改革的能动性；第五、由于长期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使得西方社会的私权过于膨胀，既高于公权，又强于公权，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由此可见，即使不再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今日中国”仍然有着充分和独特的政治价值。讲好“人民共和国”的故事，讲好“现代化”的故事，就能够提供给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个真实可信的“美好未来”图景，大大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而这正是当前“一带一路”计划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