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遗化武最大埋藏点：地图上找不到 进入穿防毒服

　　哈尔巴岭，当捧起那枚沉重的化学弹

　　——中国军网记者独家探访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最大埋藏点

　　中国东北，位于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当地人称为“群山中的琵琶骨”。

　　近年来，随着处理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工作的逐步展开，哈尔巴岭这个曾经毫不起眼的“小地方”，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为纪念“九一八”，9月17日至10月18日，外交部化武办和国防部化武办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联合举办《还人民一片净土——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工作纪实展》，中国军网记者在采访间隙从吉林省长春市驱车辗转400多公里，一路向东赶往哈尔巴岭，为你揭开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最大埋藏点的神秘面纱——

　　记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穿着防毒服。周灯华 摄

　　第一站，“炮弹沟”

　　与中国军网记者结伴同行的，还有在当地进行销毁作业的工作人员。小伙子岁数不大，但说起哈尔巴岭来却是头头是道。

　　哈尔巴岭和长白山脉众多富饶美丽的山岭一样，曾是中国百姓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地方。山岭两旁是蔓延至山坡、消失在天际的大片草地。每当初秋来临，哈尔巴岭迎来了最美的光景。黄绿相间的远山上各种野果挂满枝头，清澈见底的溪流汇成波光闪闪的亚光湖，像一面遗失在人间的玉盘，辉映着头顶上湛蓝的天空。

　　“李记者，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炮弹沟’了！”同行的伙伴为我进行了“实时导航”。如此安详静谧的世外桃源，竟会有这样一个充满了硝烟味儿的地方？没错，但在地图上，你却根本找不到它。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辛酸往事。

　　记者穿上防毒靴。周灯华 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东北地区多个地方发现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并发生多起群众受害中毒事件。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无法现地销毁数量庞大的化学弹，遂由当时的东北军政机构联合签署命令，组织当地群众人扛马拉将已发现遗弃在各地的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集中运到哈尔巴岭地区进行掩埋处理。为避免发生因误闯误入埋弹区引起误伤事件，当地政府还在集中堆放化学弹的大坑边设立了“日遗毒弹埋藏处”的石碑标志。年年岁岁，汇聚于此的化学弹数量越来越多，“炮弹沟”这个名字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口中的标志性地名，口耳相传直到今天。

　　60多年前，淳朴而坚强的老百姓，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冒着危险、不辞辛劳，将一颗颗化学弹转移到埋藏点，使当时日遗化武的毒害降到最低，让那些耕作在田间地头的至爱亲人，享受到尽可能平静而安宁的生活。

　　记者在专业人员帮助下穿着防毒服。周灯华 摄

　　一切的罪恶总有源头。走进哈尔巴岭，必然要走近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人类生命尊严的底线，很多国家之间缔结了许多与战争行为相关的国际法规公约。其中，1925年6月，美国、英国、日本等37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然而，作为缔约国的日本，不仅没有停止研究制造化学武器的罪恶勾当，反而秘密地加快了研制进程。

　　1928年，日本陆军在广岛县境内的大久野岛建立了第一座毒剂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此外，还在小苍的曾根市建立了“曾根制造所”；海军在神奈川县组建了“相模海军工厂”；空军在东京立川基地筹建了第3空军技术研究所，类似的化武研制生产单位还有不少，挂着各种名号的化学武器制造工厂为侵华日军源源不断地输送毒气炮弹。根据历史资料估算，从1930年至1945年，日本共制造各类毒剂7376吨，各类化学弹约776万发，其中绝大多数运往中国战场。

　　这是一组多么可怕的数字！

　　更为可怕的是这批炮弹最后的去向。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为掩盖其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侵华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草草掩埋或随意遗弃，有的将毒剂弹、毒烟筒、毒剂桶埋入深浅不一的土坑中，有的直接将毒剂弹投入江河湖泊中，有的竟然投进农村的水井里，一些来不及处理的化学武器甚至就胡乱堆放在露天环境中。

　　专业人员带领记者在气密室检查防毒服气密性情况。周灯华 摄

　　就这样，这一大批尚未在侵略战场上“逞威”的化学毒弹，就像恶魔的弃婴一样，被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经受着岁月的洗刷，恶魔的种子有的似乎已经睡去，有的却还在蠢蠢欲动、危害人间。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在无可争辩的铁证面前，日方不得不承认侵华日军在华遗弃大量化学武器的事实。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要求，中日双方经过多轮艰苦谈判，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规定日本政府将为销毁日遗化武提供一切必要的财政、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中国政府提供适当协助。日本政府确认遵守中国法律，在优先确保人员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就地尽快进行销毁。

　　具体如何处理它们？哈尔巴岭，我来了，让我们一探究竟。

　　专业人员向记者作最后的安全提示。周灯华 摄

　　第二站，“气密室”

　　车子绕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小路，七弯八拐驶进大山深处。“到了，到了！”同行的伙伴“捅醒”了还在历史长河中徜徉的记者。

　　一个巨大的“军事管理区”牌子直接跳入记者眼帘。庄严、肃穆，仿佛卫士般捍卫着这片山、这条路、这个营区。车子静静驶过营区大门，鸣笛向身着“中方协助团保障人员”的保卫人员致敬。不到一刻钟时间，我们抵达一座白色小楼前。

　　“请您更换防毒服，进行气密检查。”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发出指令。接过深褐色的防毒服，按照提示，穿上防毒衣裤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与同行伙伴熟练而快速的动作相比，记者显得笨拙了很多。即使这样，同行伙伴依然向记者竖起了拇指：“第一次就能够心不慌手不乱，不容易。”

　　记者经过严密检查，前往弹坑。周灯华 摄

　　是啊，防毒服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毒魔”进行着誓死的较量。在防毒服重重保护中，身体似乎与世隔绝，思维的线条却又跳跃起来。

　　1940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频繁地使用化学武器，致使八路军出现大量人员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将领均不同程度受伤。

　　1941年，在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山炮、野炮、迫击炮等向我抗日军队发射刺激性、糜烂性毒剂弹2500余枚，派出数十架次飞机投掷毒剂航空炸弹300余枚，造成1600余名官兵中毒伤亡。“战果辉煌”的日军甚至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编辑的《化学战例征集》中“悟出”：“不仅挫败了敌人进攻的企图，而且从综合秘密情报及其他情报来看，可以证明使用毒气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何止这些。1937年的上海闸北，1938年的山东台儿庄，1939年的河北廊坊，1942年的冀中平原，1943年的湖南常德，1944年底的广西桂林……甚至在投降前夜，日军仍在不顾一切、疯狂地将毒弹投入战场。美国陆军根据国际新闻服务（INS）通讯社记者J.培根的证词，以及从相关结果等证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认为必要时，或有利益时，肯定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毒气。”而据日军自己修订的资料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军民用毒共造成20多万人中毒伤亡。

　　记者在前往弹坑核心区途中与作业人员交流。周灯华 摄

　　历史有时是冷冰冰的，因为它常伴随着魔鬼的狞笑与生灵的痛哭。作为与灾难、瘟疫、寒冷、饥饿相伴相生的同行者，魔鬼导演的战争总是一次次打破人类道义的底线。防毒服，这个诞生在毒气弥漫的战场上，却致力捍卫生命自由呼吸的最后一道“保护神”，在死神冰冷无情的目光里，闪现出一丝人性的灵动来。

　　毒气与防毒服，就像战争与反战，始终是人类智慧的巅峰角逐场。发动战争的恶魔，制造了毒气以便更快地杀人；捍卫和平的人们，创造了防毒服则是为了保护生命，反抗战争。实际上，防毒服穿上后从精神到体感都很难受，希望有一天，人类可以不再穿上它。

　　记者观看弹坑内专业人员作业。周灯华 摄

　　第三站，“1号坑”

　　经过“气密室”重重检查和临时培训后，记者推开了最后一道沉重的铁门，终于来到此行的目的地：“1号坑”。

　　铁门的沉重，在于它区分了作业现场与外部世界。“1号坑”给人的感受，却比每道铁门都要沉重千斤——

　　在现场，记者看到，作业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毒服，彼此之间沟通很少却依旧默契自然。在他们脚下，已经有十余枚锈迹斑斑的弹体或多或少裸露出来。

　　此时，同行的伙伴再没有与记者进行任何语言交流。是怕吵醒沉睡了70多年的枚枚化学弹？还是这一幕已胜过千言万语？

　　作业人员从弹坑中拿起一枚锈迹斑斑的毒弹。周灯华 摄

　　当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默默地将一枚遗弃化学弹从弹坑中挖出，小心翼翼捧起时，时间仿佛凝固，空间中只有人、弹和泥土。这颗化学弹大约有10公斤重，斑驳的弹身上还沾带着少许泥土。隔着厚厚的防毒手套，完全感受不到弹体的温度，更难揣测长埋地下半个多世纪的它是否已褪去血腥的味道。只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捧在手中，压在心头。

　　这是来自85年前的历史重量。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就将这份沉重狠狠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柳条湖畔的一声爆响之后，日本关东军的两枚重型炮弹率先敲开了沈阳重兵驻地北大营的大门。这座历史古城不到7个小时就沦落敌手。战争带来的暴利和不抵抗政策的“助推”，刺激着侵略者将战火烧向更加广袤的黑土地。一天之后，长春遂告陷落；一个月后，齐齐哈尔被敌占领；不到半年，哈尔滨也落入敌手。东北的全面沦陷，彻底翻开了中华民族局部抗战的篇章。

　　这是来自79年前的历史重量。据日军高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东京的市里坊间就一直流传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的说法。仿佛是为了配合这股暗流，华北日军不断加大挑衅力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从白天到黑夜，由虚弹模拟发展到实弹射击。1937年7月7日夜，激烈的枪炮声再次响彻卢沟桥畔。只不过，这一次侵略者不再仅仅是将炮口瞄准宛平城，而是将炮弹真正对准了目标射出炮膛。一枚枚裹挟着狼子野心的炮弹飞越宛平城墙，呼啸着向城内的兵营、岗哨甚至低矮的民房砸去。在炮弹爆炸声中，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拉开序幕。

　　记者从弹坑中走出，脱去防毒服。周灯华 摄

　　历史的重量终究无法体量。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承受了多少炮弹的涂炭，更是无法用具体数据去衡量。但静卧在中国土地上的枚枚废弹，无论是装满毒剂的毒弹，还是填充着火药的炮弹，都在无声地控诉着战争的血腥，都在沉痛地警示着历史的悲剧。固然，夺走千千万万中国人生命的是武器；但归根结底，还是那些荼毒人类文明、践踏时代进步的军国主义者。只有时刻警惕军国主义的复活，才能避免新一轮战争悲剧的上演。

　　据工作人员介绍，日遗化武的挖掘工作是最危险的，因为炮弹锈蚀严重，状态不明且极不稳定，有的发生毒剂泄露，意外爆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挖掘出的炮弹经鉴别后，将被送往专门的销毁设施进行彻底销毁，产生的废弃物将进行无害化处理。中方将对销毁排放的尾气进行监测，对销毁残渣进行回收分析，对作业全程进行严格监督，以确保日遗化武销毁工作不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和周边生态环境安全造成危害。

　　记者手指方向为“日遗毒弹埋藏处”石碑。周灯华 摄

　　截至目前，已在我国18个省、市、自治区90多个地点发现有日遗化武，仅哈尔巴岭埋藏有日遗化武约33万枚，且我国各地仍不断发现新的日遗化武，处理日遗化武工作十分复杂和艰巨，彻底销毁日遗化武工作任重而道远。

　　记者远眺作业区。周灯华 摄

　　后记：

　　走出哈尔巴岭，一种强烈的时代错位感瞬间横贯在头脑，一股难以名状的压抑感激荡在心田。缓步下山，蓦然回首，那静静矗立在夕阳下的“日遗毒弹埋藏处”石碑，再一次强烈地冲击着记者的心扉。历史赋予它以伟大见证者的角色，见证了一枚枚毒弹进坑掩埋，更见证着如今一枚枚毒弹又出坑封装销毁。石碑静立山间，守望国土，警示后代。

　　但更应清醒地看到，哈尔巴岭埋藏数量庞大的毒弹背后，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个死灰复燃的幽灵，穿越一战二战的历史硝烟，游荡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像一块沉重的乌云，至今仍笼罩在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头上。正如艾青所说：“这除了让中国人民回忆起所受的苦难，使中国人民得以重温这场战争的经历而感到义愤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记者听取专业人员介绍作业区情况。周灯华 摄

　　战争已经远离，惨痛的记忆随着亲历者的日渐老去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人类翻检战争历史，目的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捍卫正义。更何况，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战后至今还要承受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毒害。今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视察哈尔巴岭作业现场时强调，日方应切实履约，加大投入、加快销毁作业进度，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还”，就是要为历史罪恶还账，向中国人民赎罪，更要为和平履约。

　　“日遗毒弹埋藏处”石碑。周灯华 摄

　　日本，你在和平的道路上，做的还远远不够，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而不是相反。这是中国的关切，也是世界的关切。

　　（中国军网吉林哈尔巴岭9月28日电 记者李景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