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支援边疆吗，怎么变成移民了
很难用什么办法抹去半个世纪的岁月，把何肇胜重新想象成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在丹江边祖辈传下的小木房里，他刚娶了媳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尽管早早夭折。有时候，他会搭上一艘往返于两岸的小木船，花5分钟时间摆渡到对岸，凭着自己满身的力气，给家里挑回大捆大捆的柴禾。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丹江并不像现在的水库那样，有着一望无际的清澈水面。它只是汉江一条普通的支流，奔腾着从家门口流过。何家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这条河会给自己的人生增添那么多的波折。
1959年3月，何肇胜所在的下寺公社召开了一次全社大会。会上宣布，县里将选拔一批年轻人去青海省，支援西部边疆建设。
何肇胜和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大跃进中，持续的大炼钢铁之后，饥荒已经初露端倪。相比之下，通知中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向往：去的人每个月都能吃“国家供的粮食”，还能拿工资。
当何肇胜回忆起自己当年写在志愿书上的豪言壮语时，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嗓门也大了起来：“我志愿到边疆去建设祖国……”
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边疆”，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在此之前一年，周围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通过一场“腰斩汉江”的大会战，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在“大跃进”干劲冲天的气氛中，湖北省甚至提出设想，希望将丹江口水库工程提前在1959年完成，“放一颗巨大的卫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按照规划，工程完成后，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何肇胜所在的南阳地区领导最终想到办法，组织原本没有“支边”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支援边疆。
“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何肇胜说。稀疏的白发短短地贴在他的头皮上，被午后的阳光勾出一层金色的光晕。
52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头，准备在一个“新天地”里大显身手。那年4月，他和老婆郭富琴因为“身体好、劳动力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获得批准，和500名年轻人一起，带着对“吃公粮”的憧憬，踏上了离家的路。
这是一场漫长的迁徙。除了用作路上口粮的10斤馍干，人们不能携带任何行李。他们先徒步走了一天一夜，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汽车到了最靠近铁路的许昌市。在那里，年轻人们领到了对抗高原严寒的被子、棉袄，然后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
在那之前，何肇胜从没有坐过火车，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个“比自家房子还大”的车厢，其实是货车。当时，500名年轻人按性别被安排在两节车厢里，角落摆着一只马桶，上厕所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周围没有窗户，除了一扇门和几扇顶窗，没什么能透气的地方。
如今，这些经历只被他轻描淡写地提起。饥荒中，村里差点有人饿死，相比之下，“这些苦不算啥”。“更何况，那时候我还年轻。”老人笑道，“又不像现在年纪大了，怕死在外面。”
5天5夜之后，火车到达兰州。他们很快又换上了大卡车，在车斗里坐了两天，才到达最终目的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被安置在一间饭店暂时居住下来时，念过5年小学的何肇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路边横幅的标语内容，写的不是“欢迎支边青年”，而是“欢迎河南移民”。
“我们不是来支援边疆吗？咋变成移民了呢？”何肇胜急了，赶忙向管理他们的负责人打听。
很久之后，他才得到回复：“河南人多，青海人少，我们要搬到这边来帮他们搞建设。”
1959年，共有来自丹江口库区的8000余名青年被确定为支边移民。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和1万多名家属一起，从中原腹地的故乡，迁移到了2000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