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严格说起来，这个时候，何肇胜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他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
可他还是想回去。尽管他知道，回到老家，肯定还要受好多罪。“受罪也要回去，至少我不用再欠生产队的钱了。”
在他之前，很多同村的移民早就背着被子，趁着天黑直接跑回了家。可何肇胜却想得更多。1974年，他给自己办了个假证明，在生产队办好了户口迁移的手续，才和全家老小一起，坐着汽车来到荆门，又换火车、轮船，一路奔波之后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
他认不出来这里了。住过的房子、锄过的田地、石桥、街道，还有村口标志性的“下寺”，里面漂亮的灰砖房、转角楼，所有记忆里的东西都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水面，覆盖着自己对故乡全部的印象。
可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伤感。全家人在山坡上露宿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何肇胜就找到当年没搬走的的亲戚，借来工具搭起了一座简单的小草棚。后来，他又想办法找来些木板，夹着泥土做成简易的屋墙，10口人这才重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土地是最严重的问题。原来的田地早已被埋在水底，对于这些偷偷跑回来的移民，县委书记在他们的反复要求下最终拍板：可以留下来，但每个人只能在山坡的荒地上开1亩地。
于是，那些远迁外地的移民重新聚在了这面名叫乔家沟的山坡上。解放前的何家庄、解放后的下寺公社都已经不见了，“沿江村”成了他们新家园的名字。
何肇胜的孩子们并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里。他们对“故乡”几乎全无概念，只知道“在荆门吃大饼，回来只能吃红薯干”。山坡上的田地种不了麦子，只能种玉米、花生，还有大片大片的红薯。每年收成后晒出的1000多斤红薯干，就是这一家人第二年最重要的口粮。
如今，回忆起那几年，何肇胜发现自己几乎每顿饭都在吃红薯：蒸红薯、烤红薯、红薯汤，偶尔有些白面，也要把红薯粉掺进去，做成灰扑扑的红薯馒头。
“吃伤了，现在一看红薯就想吐！”他说。
可面对孩子们的抱怨，他总会耐心的告诉他们，这里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而且，红薯有什么不好？”何肇胜提高了嗓门，“南瓜、红薯、龙须草，这是我们淅川的三大宝呢！”
日子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慢慢过着。一开始，何肇胜在山上摘野果、抓蝎子蜈蚣，送到城里卖了，凑出孩子们的学费钱。慢慢的，他又把目光放到丹江水库，在水里支了一张小小的网，办起了水产养殖。
这片影响他整个人生的水库总算给他带来了些好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何家添置了捕鱼船，加上养鸡、养猪，生活不那么拮据了。1990年，何肇胜花了1万多元，把家里的草棚子重盖成了一排七间的红砖房，因为“盖了房子，才有人来给儿子说亲事”。
3个儿子、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何肇胜的父母、妻子相继去世，他和儿子、儿媳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做点农活，带带孙子。生活平静流淌，如同家门口平静的丹江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