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熊知否

　　假如把熊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不要说取它的胆汁，便是拔它身上的几根毛，它恐怕也不会“笑脸相迎”，而是给你一熊掌。

　　始于2月的“活熊取胆”事件，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受到极大关注。活熊取胆问题虽说不上多大的“政”，究竟也关系民意，是牵动社会神经的热点问题之一，进入“两会”的论域自在情理之中。

　　很多代表委员表达了对活熊取胆的意见和态度。医药卫生界的30余名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提案，阵容堪称强大，他们是赞成活熊取胆的。不过，参政议政的人士在此问题上显然远未取得一致意见。敬一丹代表的议案，冯骥才、韩美林委员的联合提案，都以禁止、取缔活熊取胆为主旨。所不同者，赞成者多为业内人士，反对者多为业外人士。

　　围绕活熊取胆的争议，集中于两点：一是取胆会不会给熊造成健康伤害，二是熊胆是不是不可替代。无疑，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都涉及高度专业性，业内人士应当比业外人士更有发言权，但这不表明对医学医药知之不多的人就无权置喙。

　　至少在三国时期，凶猛的熊罴还往往当道，成为人的威胁，这从曹操的军旅诗中就可以看出。到了现代社会，人早已取得了对熊的主宰地位，熊摇身一变成了“造福人类”的动物。熊可说全身都是宝，举凡熊胆、熊掌、熊肉都可以被人利用。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眼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动物保护运动勃兴以来，人类渐趋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类虽是万物的灵长，也应承认其他物种的生存权，这样才能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因此，关心熊的生存与命运，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正如活熊取胆比杀熊取胆要进步，虽然进步得还不够彻底。

　　活熊取胆的过程迄今还有些神秘，但据“亲眼见过”的人士说，“取胆汁过程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这样的表达看上去有欠审慎。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总不免要制造一个伤口，何况为连续取胆汁，创口还要一直保留，这就不能说与熊的自然生态完全一样。熊不能言，我们自不知它痛不痛，但仅以献血来说，虽大多不过一次，很多人仍不免留下针刺的疼痛记忆。假如把熊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不要说取它的胆汁，便是拔它身上的几根毛，它恐怕也不会“笑脸相迎”，而是给你一熊掌。

　　人类既然还不能摆脱食肉寝皮的生存现实，那么保护动物就不可能没有限度，但熊因其有胆而为人所豢养，却不能说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就像人们养鸡养鸭，只不过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却不能说我们怀着保护它们的高尚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熊胆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人们所能做的，只是改进技术以减轻它们为此默默承受的痛苦；如果熊胆并非注定不可替代，只是因为在熊身上取胆比研究熊胆的替代物来得更便利，并且坚持一直要在熊身上取下去，那么就是不必要的恶。

　　熊胆是否可替代，专家的意见自然很重要。但据我看到的，他们的主张很不一致，有的说可替代，有的说不可替代。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不能看谁的权力大或是谁的人数多，这是一个与科学真理有关的问题。卫生部部长陈竺委员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活熊取胆事件时，首先强调“我回答这个问题，未必专业”。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科学态度，他认为“这方面还是中医有发言权和判断权”。但是不是只要身为中医，就天然地比西医、比大众更有“发言权和判断权”呢？若对熊胆问题素无研究，哪怕你是资深的骨科大夫或是针灸高手，对熊胆是否可替代的意见也不会令人信服。何况，眼下还有这样的中医专家教授，记者问有没有一种病不吃熊胆就会死，回答是我不知道，不吃馒头会死的人有吗？这是把熊胆比作馒头。也有中医教授认为，熊胆有一定功效，否则为什么古代还有冒着生命危险杀熊取胆的典故呢？这是在以古证今，看上去有历史眼光，却看不出有丝毫历史进步的观念。

　　活熊取胆是否要继续，这是一个问题，更本质的问题是熊胆可否被替代，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学研究和专业主义，而非断言、情感或联名所能奏效。活熊取胆或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但要警惕的是为了维护某些声誉或利益而夸大熊胆的神奇功效，人为地拉长这一过渡期。一个显见而强大的事实是，那些没把生命健康建立在熊之上的人类，并未被“不可替代”者替代。滕朝阳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