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为保护古建筑奔波70年 称最恨拆真建假

　　5月20日早上，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前，人们轻声谈起一位88岁老人的离世，都颇感意外。为了保护古建筑，这个老人奔波了70多年。这一刻，他终于永远地歇下来了。

　　就在去年秋天，他还只身从北京飞往四川，参加蜀道申遗的考察之旅。患有前列腺疾病的他往身上挂了一部相机，一个背包和一个尿袋，坚持不用旁人搀扶，在蜀道上走了200多米。

　　前年夏天，他还坐飞机到了杭州。那一次，他更加兴致勃勃，找来一辆自行车，一路骑车考察正在申遗的京杭大运河。

　　他的名字叫罗哲文，在中国的文物界如雷贯耳，人们尊称他为“罗公”、古代建筑的“守护神”。为了送他最后一程，1000多人从成都、郑州、杭州等全国各地匆匆赶来，告别仪式的礼堂前排起了200多米的长队。

　　来送别的人们大多曾与罗哲文在文物单位共事，但没有哪一个人说得清，罗哲文在哪年正式退休。“他根本就没退休。”一位头发银白的长者一摆手说，“打电话去他家老找不着人。”

　　老人的家没有一点儿晚年的清闲安逸。房子不到70平方米，是老式的楼房结构，一进门，一条狭长的过道通往各屋。高大的木书橱占据了过道两侧，只容得下一人通过，就连房间与客厅里也尽是书籍、文件。客人来了，罗哲文就让人们“自己找地方坐”。

　　直到86岁高龄，这个老人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天上飞来飞去”，更早些年，他一年在外地的时间甚至达到200多天。

　　哪儿发现了新文物，又或古建受损了，电话一打来，他拎包就走。四川大地震刚发生，他就忍不住要跑到抗震一线。那一年，他84岁。尽管当地文物局的领导再三劝这位老人不要去余震频生的灾区，但一个月后，罗哲文还是赶到了都江堰，踏上从废墟中刚刚清理出来的一条小道。

　　瘦小的老人穿一身中山装，外加一件多口袋的摄影背心，肩上挎一个早已褪色的仿皮革黑包，胸前再挂一部相机。从年轻时起，他就带着这身行当，走访各地文物。每看到一处古代建筑，他就“强迫症地”一定要拍下来。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照片如今一叠叠存放在他家书橱里，许多已泛黄变色。生前，他曾经用秀气的钢笔字在白色纸条上写上“古塔”、“坛庙”、“民居”等以作分类。

　　多次登门拜访罗哲文的画家方砚记得，老人总说“人对待文物，应该像对待自己家中的好东西一样，千万破坏不得”。即使不幸损坏了，修复时也要“修旧如旧”。

　　在都江堰，罗哲文就不断叮嘱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朱小南“一定要按原样修”。“一片瓦，一块砖也不能丢，尽量用上原来的材料。”

　　这些对待古物的理念很早便在罗哲文心中生根发芽。他是四川宜宾人，16岁时高中毕业，一举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学社聚拢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大批建筑人才。

　　小徒弟罗哲文穿一身长衫，成天跟随老师梁思成在云南、四川一带做田野调查。穿着西装的梁思成常要爬到高处，查看房顶，丈量尺寸。就连身着旗袍的林徽因也常常爬梯子，做实地测绘。

　　古代建筑通常没留下任何图纸，要保护便得先细细勘察，亲手画图，研究病害在哪儿，如何用原料修复。数十年后，罗哲文依旧喜欢给晚辈讲讲他“从梁思成那里学来的这一套”。

　　朱小南便常听老人回忆起梁思成教他“蹲工地”的故事。“他说学古建筑的人啊，一定要蹲得下来，跟工匠吃住在一块，还要喝点小酒抽点烟，不然没法跟老工匠混熟。”朱小南说。

　　罗哲文一生收获名誉无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文物单位历任要职。他修复长城，亲手把长城送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退休后他依然头衔不减，担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政府部门的专家顾问，多个学会的名誉会长。

　　尽管他跟助手强调，介绍他时不要提那些光鲜的头衔，只说“文物古建专家”便是，可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依然奔着他的身份头衔，找上门来。就连房地产商也邀请他出席活动。

　　“全国各地这么多省，都知道罗哲文，遇到什么有关文物的事，都请他去出主意。”罗哲文弟子马炳坚说。即使待在北京，这个老人还会一早上赶两个会，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但并非所有活动都真的请他出主意。“一半尊重他的意见，另一半只是听听，该怎么修还怎么修。”齐欣说，罗哲文最希望“不要弄花里胡哨的东西”，但会议过后，常发现“结果不是他当时提的意见”。

　　“我被当幌子了。”罗哲文这样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