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家庭幸福观转变：“门当户对”观念松动

　　新时代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庭幸福”，有了全新的思考与判断。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幸福的家庭有哪些相似之处？这些家庭经历了各自迥异的生活磨砺后，怎样殊途同归地实现了家庭的幸福？

　　2012年起，北京市启动了“百家幸福家庭”评选活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按照“家庭和睦、身心健康、生育文明、安居乐业、乐于奉献”的标准，共评选出100家市级幸福家庭、1000家区(县)级幸福家庭、10000家街(乡镇)级幸福家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参与这次评选活动的多个典型家庭的调查采访中发现，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中的多个组成要素，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退漂移。在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中国人的家庭幸福观念也在悄然转变。

　　“门当户对”观念松动

　　“门当户对”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选择中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认为，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相当，婚姻才会比较幸福和稳固。然而如今，这样的观念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松动。

　　北京市房山区稻田村居民刘云蕾就是典型的例子。31岁的刘云蕾开了一家儿童服装店，爱人阎喜畅创办了一家种子公司，夫妻俩事业风生水起，感情融洽，是家人和邻居眼中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可就在十年前，刘云蕾和阎喜畅恋爱初期，亲戚们却纷纷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学你姐”。因为刘云蕾是北京市本地人，阎喜畅的老家却在齐齐哈尔市农村。“找个外地的，还是农村的”，亲戚们很不看好这段爱情的前途。

　　刘云蕾的妈妈张培菊有不同看法。她认为准女婿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本科生，与女儿同在事业单位工作，工作能力强，有事业心。老人认准了一条：“找对象关键看人，条件没那么重要。”

　　2004年，刘云蕾和阎喜畅结婚时暂住娘家，一年多后夫妻俩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

　　地域差异确实带来了生活习惯的不同。刚开始最让刘家烦恼的是女婿的“大男子主义”，认为家务活都应当老婆干。回忆起那段时间，刘云蕾笑言：“我们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经过三年多磨合，阎喜畅慢慢改变了。“现在他啥活儿都干”，张培菊对女婿很满意。

　　小家庭的和睦，离不开双方老人的开明。平常小两口吵架，张培菊总是先批评自己闺女。2009年，刘云蕾想把公婆接到北京生活，张培菊二话没说借给小两口8万元做首付，而当时她自己还住在小平房里。

　　阎喜畅也颇让刘家感动。刘云蕾说：“他对我父母特别尊敬。父亲节母亲节他都会给我父母买礼物，比我这个女儿做得还要好。”2004年小两口结婚后，张培菊生了一场病，为了照顾母亲，刘云蕾辞职找了个离家近的工作。为和妻子一起照顾岳母，阎喜畅也辞掉了原单位“有编制”的工作，跳槽到一家种子公司。

　　一年多后，由于业绩突出，阎喜畅被升为销售经理。去年，他又和同学创办了自己的种子公司，第一年就实现盈利。现在，刘云蕾和阎喜畅成了家族中的榜样，弟弟妹妹们被重新教育：“以后就找你姐夫这样的！”

　　“一家人在一起，健健康康、团团圆圆就是幸福，不要计较那么多。”张培菊说。

　　“我的幸福比开奔驰宝马的

　　不差什么”

　　房子、车子、票子，这些是不是家庭幸福的最重要条件？国内外的多项社会调查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家住北京昌平区百善镇泥洼村的朱美荣也不这么想。

　　朱美荣的家是个重组家庭。1994年2月，她带着12岁的儿子张建，嫁给了此前一直单身的李正良。在外人看来，36岁的李正良只是从河北省怀来县走出来的农民工，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可是，朱美荣的幸福生活却从此开始了。

　　李正良对这娘俩的好，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有什么好吃的，他都说，等张建回来吃吧。平常家务活儿，他都抢着干。平常我洗个碗，他都要试试水凉不凉。他非常节俭，舍不得给自己买好衣服，抽烟也只挑最便宜的。”朱美荣说。

　　按照计生政策，初婚的李正良完全可以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1994年两人结婚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朱美荣怕万一再生个儿子负担不起，两人就商量着没有再要孩子。后来，夫妻俩一起努力，攒钱盖了新房子，买了电视机、电冰箱，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这让朱美荣觉得心里踏实。

　　有钱的生活，朱美荣不是没有经历过。她和前夫从小青梅竹马，前夫办厂子赚到了钱，可是感情却出轨了。朱美荣知道后，带着儿子“净身出户”。当朱美荣家的小日子越过越滋润，前夫却患脑血栓瘫痪了，后妻弃他而去。朱美荣得知后，大度地开解儿子张建：“他是你爸爸，你得孝敬他。”

　　最近，张建的孩子就要诞生了，一家人满怀希望地等待新生命的到来。朱美荣坐在自家炕头上，灿烂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扬起笑脸说：“幸福就是知足。我觉得我的幸福比那些开奔驰宝马的不差什么。”

　　新时代里的新“孝”道

　　中国古语有云：“养儿防老。”然而在跑步进入老龄社会的中国，“老”是不是一定要“儿”来养？一些家庭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从1983年起，北京劲松四中的退休教师宋金萍，就把小学班主任钟炳堃接到家中养老。30年的岁月匆匆流去，如今钟老师已满百岁。

　　宋金萍一岁多时母亲就去世了。1956年，宋金萍上小学六年级时，钟炳堃成为他的班主任。钟老师时常给年幼的宋金萍买早餐。有一次学校组织教职工春游，别的老师都带自己的孩子，钟老师就带着宋金萍，这种温暖的感觉一直深深地留存在宋金萍的脑海中。

　　小学毕业后，宋金萍和钟老师一直没有断过联系。钟老师一生未婚，宋金萍和妻子杨慧芳谈恋爱时就曾说：“我有个老师，将来她要是没人照顾，我得给她养老。”1983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宋金萍就把钟老师接进了家。

　　在给老师养老的日子里，住房一直是个难题。钟老师入住时，宋金萍的女儿也出生了，家里40来平方米的房子顿时拥挤起来。女儿长大后，有一段时间只好搬到阳台上去住。夏天还好，冬天阳台没暖气，放了电暖气进去后，玻璃上的冰都化成了水，把床褥都浸湿了。

　　“你从来没有过意见吗？”面对记者这样的疑问，妻子杨慧芳说，自己早就把钟老师看作“理所当然”的家庭成员。“我也是个粗线条的人，不爱计较。而且我们赡养老师，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

　　钟老师年轻的时候经常生病，可是现在却百病全消。为了让老师身心愉快，70岁的宋金萍每天鸡蛋、牛奶、蔬菜、水果、各种肉类换着花样地为老人变换食谱。

　　今年2月24日，钟老师度过了百岁生日。宋金萍小学所在班的40多个同学中有30多个都来参加了生日聚会。钟老师用英语洪亮地说：“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幸福就是分享、分担，还有善待他人。”宋金萍这样看待他的家庭幸福。10月31日，当劲松四中党委书记于龙在钟老师耳边哼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于龙说：“钟老师您身体真好！”钟老师答道：“这不是我的功劳，都是他们俩的功劳”，声如洪钟、笑声朗朗。

　　构建人口与家庭公共服务体系

　　这些幸福家庭的共性与特点，只是北京“百家幸福家庭”评选中的几个侧面，但已折射出新时代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庭幸福”有着全新的思考与判断。与此同时，政府的相关公共政策也在转型。

　　幸福的宋金萍家也有困难：宋金萍已经70岁，身体日渐衰弱，女儿在保密单位工作，不能时常陪伴左右。他们不知道还能照顾钟老师几年。再过些年，他们自己的养老可能还是个问题。于龙对本刊记者说，希望组织上能为宋家的事情早作打算，如果能有个年轻人来照顾他们，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可到时又会涉及房子等难题。

　　宋家遇到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庭的幸福和发展，需要政府扶助。而事实上，为适应中国人口国情的变迁和国人家庭观的转变，国家人口计生部门的工作重点正在向着“促进家庭发展”转变。在各地方，“创建幸福家庭”已经成为人口计生工作的新主线。比如北京就将此列入了《十二五时期人口发展和调控规划》，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整体推进。

　　为了找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创建幸福家庭的结合点，北京市实施了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全过程关怀”的六大工程——探索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模式的“宝贝计划”工程，开展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的青春健康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健康生育工程，加大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力度的生育关怀工程，关注特殊老年人空巢家庭的“心灵家园”工程，以及建设家庭人口文化的文明倡导工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口与家庭公共服务体系。

　　孩子是家庭的核心，特别是在计生政策实施30多年、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孩子更是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失独家庭”，如何抚慰他们的伤痛，照顾他们的生活，促进他们重获幸福？对此，北京实行了每人每月200元的长效扶助政策，为他们提供精神抚慰、医学咨询指导等服务，帮助有意愿的家庭实现再生育。在经济帮扶方面，由财政出资2160万元，为“失独家庭”购买养老和医疗保险，2012年投保7746人，帮助他们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在精神帮扶方面，北京从2006年开始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与独生子女死亡和伤残家庭结为“国策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目前，全市共有3600多位志愿者与近2000户特殊困难计生家庭亲情牵手。

　　“社会在进步，中国人的家庭观也在进步。希望政府职能部门能够把握社会变迁的脉动，通过公平公正、妥帖到位、温暖人心的公共服务，为提升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作出更多努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这样说。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