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北上广会所“圈”：外表光鲜 “暗疾”渐现(2)

　　怎样才能加入俱乐部？按照长安俱乐部网站刊登的信息，所有个人和公司申请入会必须妥善填写相关入会申请表。申请人还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良好的经济及事业基础；其次，具有良好生活道德及社会关系；第三，要认同及接受俱乐部会员公约。

　　至于何为“良好经济及事业基础”，何为“良好生活道德及社会关系”？网站答曰：“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会员团队。”

　　于是，“更多信息”也就成了普通大众揣测八卦的谜题。有人说，除了入会时支付的会费，会员每年还要再缴纳1500美元左右的年费。

　　至于会费本身，长安俱乐部和其他三家并称“京城四大会所”的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中国会，以及纷纷在北京、上海等地崛起的中国顶级会所，都设置了较高的入会经济门槛，会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可见，面对顶级会所，没有钱万万不能。

　　但，钱却又不是万能。因为身份等原因入会被拒，倒也不是在中国会所才有的事儿。就像只吸收亿万级别富豪的英国M1NT俱乐部，其最出名的新闻就是拒绝了贝克汉姆的入会申请，只因为其不符合俱乐部商业领袖的总体定位。

　　当会所这个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大多仍贯彻了“钱非万能”这一准则。邀请制度和综合审查是诸多中国顶级会所赖以生存的铁律。

　　于是，人们常能听说诸如此类的入会规则：申请人必须由一位原会员提名。有些会所，甚至要求被提名后，同时还要获得另一位会员附议，申请人才有可能被接纳，但也仅仅是进入入会审核环节。

　　如此严苛的入会条件，加入者究竟能获得怎样的会员服务？

　　游泳健身、美食休闲、高尔夫赛、化装舞会、商务晚餐……虽都是会所几乎不可或缺的服务项目，但这绝非关键。

　　不如先把目光聚焦于会所成员名单。京城俱乐部，据称会员多为海内外大公司总裁及使馆人士；世界500强企业驻大陆代表很多都是北京美洲俱乐部的会员；至于中国会，会员六成以上是中外大集团执行官和首席代表；长安俱乐部，网上有人爆料，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等社会名流经常光顾该处……当然，这些信息和顶级会所的诸多传闻一样，或真或假，有待考证。

　　根据长安俱乐部网站信息，李嘉诚、杨元庆确在其理事会名单。该名单中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等人。

　　如果将“精英云集”换种说法，也许就是：汇聚顶尖企业家，为高端商务人士提供交流平台，甚至打通政商两界。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你身边的人常常就是你的未来。

　　外表光鲜，“暗疾”渐现

　　众多精英们之所以选择相约会所，而非其他休闲场所，某种程度，源于顶级会所提供的个性化尊贵服务。

　　据说，有会所可提供私人管家和商务秘书；有会所可安排会员与查尔斯王子基金会成员、比尔·盖茨基金会成员、席琳·迪翁、沙特王子在内的500位全球精英在一个餐厅用餐；有会所可像家人一样熟知每个会员的饮食嗜好……坊间还有传闻，有些会所会竭尽所能满足会员的一切需求，无论你想在下飞机后与纽约市长会谈，还是希望碧昂斯为你高歌一曲，哪怕以你的名字命名一颗银河系卫星，会所都可帮你搞定。

　　除尊贵服务外，会所的私密性，也算是投精英们所好——身在此地，一举一动、所谈所聊，都不会被外界知晓。

　　为此，有会所规定不同时接待两拨客人；有会所要求服务人员在客人谈话时马上离开，尽量缩短留在现场的时间，并不得听客人谈话，不记客人名字，不向客人提任何问题；还有会所在会员到达后用一种特制的罩子将其车牌盖住。

　　和以上这些细致入微的做法相比，有些会所从源头就已把“私密”二字发挥极致——与北京“四大会所”、上海证券总会、银行家俱乐部、雍福会，这些公开挂牌对外营业的顶级会所不同，在国内还有很多既不挂牌也不署名的“私密会所”。它们大多藏身于城市幽僻之处，路人只见车辆进进出出，却不晓其庐山真面目。

　　“秘密会所”中的人物与故事，自然只能揣测。但可确定的是，私密与隐蔽，难保不为一些“有心者”利用。正如有人评述：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度，同时又有着将高端庸俗化的本领。

　　比如，建于1996年的“红楼会所”，就被赖昌星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高官都曾光顾于此。

　　而在上海某私人会所，警方曾摧毁以会所为平台贩卖毒品并引诱、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犯罪团伙；在长春，一家私人会所曾举办了一场富豪相亲会，但相亲会的实质却是为富豪会员找“二奶”；还有一些私人会所，被曝出常有赌博行为……

　　从目前来看，会所的监管仍是空白，应由哪个部门直接管理，法律尚无明确的规定。加之有的私人会所，从未进行工商登记，也不办理餐饮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还有一些会所经营混乱，不按照实际交易开具正规发票，对于会员卡的办理以及消费记录不予存档……法律上的空白、监管上的缺失、运行上的不透明，种种“暗疾”，让看似光鲜耀眼的会所，隐患渐现。

　　“贵族”们的社会责任

　　而摆在众多会所面前的“难题”或许还有——如何生存。成立于1997年的上海美洲俱乐部，曾被称作上海富豪俱乐部中的第一块牌子，其会员70%是在跨国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或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人，在其29楼电梯口曾经摆放着600多位会员的名字铜牌。但却因长期亏损而最终倒闭。

　　上海美洲俱乐部并非特例。据某咨询公司调查数据，目前广州会所中约90%亏损，北京会所约60%亏损。为了走出困境，一些会所开展“副业”，如将奢侈品推荐给会员；而有些会所则推出临时会员卡，比如只需支付1万元，全家人都可以在该俱乐部免费享用一年包括游泳池、健身房在内的许多设施。

　　只是，经营压力下的种种无奈之举，却难保不使会所有悖精英与高端的最初定位，也让它们离自己原本的目标会员越来越远——这很像一个恶性循环。

　　会所并没有原罪，其自身的发展亦无可厚非。作为源于欧洲富人阶层的舶来品，会所在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后，仍需“在路上”摸索前行。

　　前行的路上，或者可听听他人建议。以编制富豪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说：“会所中的富人圈是一个类似于英国新贵的群体。英国女王赐予某人最高的荣誉，也意味着他要承担国家的责任。这群‘贵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应该被还原的高端会所真面目。”

　　倘若回到中国历史本身，类似“会所”的模式也早已有之。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记下的曲水流觞，或可视作文人雅士的“类会所”活动。

　　只是，如今的会所虽都在风雅上下足工夫，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意境却被现代人的灯红酒绿以及极尽奢华的雕栏玉砌摧毁得面目全非。再不是作家王安忆用小说《天香》“回忆”出的那些别致宴会——“座上客敛声屏息，生怕稍一动静，惊醒一个梦。”(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