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进城: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3)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女儿朝侠住在市区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居室面积有150多平方米，装着灰细花纹的大理石地板，橡红色实木家具和实木门窗，看起来很是“有品味”。

　　朝侠的女儿就在呼市出生，前几年解决了本地户口。她正在读高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几乎能全部听懂老家话，尽管她回老家的次数寥寥无几。

　　在呼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朝侠的女儿才练出了听懂家乡话的本领。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她甚至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她对北京这个城市的陌生。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梁鸿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梁庄人，而不是北京人。正如她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中写的一样：故乡是她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那里不但有她多年的记忆，还有母亲的墓。

　　实际上，大多数从梁庄走出来的人，与她的境遇有天壤之别。

　　当她跟着老乡，穿过一条条巷子，到达他们租住的破旧房屋时，她能从当地人的眼神中读出“警惕”。在故乡则完全不一样。有人走进家中，无论穿着如何，主人都会热情递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碗茶。

　　“我的穿着还算体面，别人都对我这样。我能想象得到，要是我脏兮兮的，他们对我一定特别排斥。”梁鸿说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也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梁鸿和在西安谋生近20年的虎子有一段对话。据乡亲们说，虎子挣了很多钱，但他“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这儿20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在梁庄都差不多，还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鸿调查过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牛栏山镇姚家村、青岛万窝子等梁庄老乡的聚集地，发现均是如此。有人一张罗，一会儿就能叫来不少梁庄人。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一句话，梁鸿郑重地将它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