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导致“全民焦虑” 精神漂泊伴随中国人

　　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人情绪和心理，成为一种社会病，而我们，则是身处在一个患上了“全民焦虑症”的时代，这会给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带来哪些显著的影响?

　　周晓虹：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焦虑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人们觉得社会转型和变迁很慢，恨不能一步走到头;认为个人生活的变化也很慢，希望能有迅速的改变，往往生出一种深切的期待，期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自己的行动发生快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产生较深的焦虑感。而社会上上下下，无论是发展得快还是慢的群体，无论是发展得快还是慢的个人，都有一种巨大的超越别人或是怕被别人超越的精神压力，从而就演变成为“全民焦虑”。

　　焦虑使我们全部的行为方式都有一种“当下”的特点。因为非常焦虑，怕被别人赶上，于是一切行为的逻辑，都是以赶上别人或者不被别人赶上为前提的，而对其行为的未来、长远的后果不会去考虑。身后被人追赶着，以致于无法停下脚步来思考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这必然使得行为有一种目光短浅的特征。

　　社会从宏观层面上发生了变迁，变迁带来了焦虑

　　人民论坛记者：您从社会变迁的视角下解读全民焦虑，但很多时候，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是因缺乏社会规范、社会保障而焦虑，如何解释这样的焦虑感?

　　周晓虹：这个实际上还是要摆在变迁的背景下来看。三十年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不完善，但为何三十年前我们没有那么深的焦虑?因为没有变迁，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但是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如果你努力一点，似乎上升能力就会强一点，由此产生出一种斗志，这种斗志就使你觉得要好好去发展，要好好地找出机会，要好好地攀登上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换言之，当我们一方面感觉到人生有危机，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有能力、有把握来克服这种危机的时候，焦虑感便油然而生了。这两个方面，缺了任何一个，都不会产生焦虑。所以焦虑一定发生在既有危机、也有机会，个人觉得抓住机会就能改变的情形之下。

　　不仅如此，社会缺乏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变迁的产物，并不是社会缺乏规范，而是说社会发生巨大的变迁，原有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我们若继续遵从原有的规范，又不足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我们感觉到社会缺乏规范。的确，人们的行为似乎不再有成法可遵从，比如说在过去的社会中，我知道如何举手，你知道还以投足，我们对这个规则非常了解。现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我举手，你不知道我下面是什么动作，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于是产生一种焦虑。总体上讲，我觉得就是一点，社会从宏观层面上发生了变迁，变迁本身带来了焦虑，带来了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支撑这种社会秩序的原有的制度，也受到了挑战，这样的情况下，又生出越来越多的焦虑。

　　焦虑感的中国烙印

　　人民论坛记者：是否每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都会遭遇突然爆发的焦虑，中国当前的这种焦虑心理是否也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

　　周晓虹：这个问题实际一面是说其是否有普适性，一面是说其是否有特殊性。对于别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是否也会遇到同等的焦虑，我认为这个是肯定的。司汤达在1830年就曾讲过，在法国，因为一个上尉忽然变成了皇帝，就使得很多人生长出了对无限上升的期望。这时候，所有的人包括少年都已经丧失了平常所具有的安乐的本性，一步步生出很强的功利心理，走一步，看三步。

　　个别人的人生经历使得全民都产生腾飞的感觉，这个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样的变化甚至让所有的人以为变得还不够，应该变得更多、更快。反过来想，如果有这样一个社会，一切都是慢吞吞的，那么惊恐自己落后的这种焦虑就不会产生了。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若一代一代都是如此，作为个人，无论在未来或是在当下都不会倾向于折腾;但如果父辈的今天不是你的未来，甚至兄长的今天与你的未来都可能迥异、几岁几年都会发生变迁的话，巨大的焦虑感就产生了。

　　那么中国的烙印在哪里?我觉得中国的烙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迁的广度，一个是变迁的速度。从广度上来讲，可以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何时出现过事关十三亿人的巨大变化?无论是美国、欧洲抑或日本的现代化，充其量就是1亿到3亿人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至于速度，在1949-1978年的三十年间，我们因为制度的刚性的问题、学习苏联体制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变迁非常慢，虽然社会一直有各种的政治运动，但是其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增长、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的变迁并不大。所有的变迁都发生在1980年以后，短短三十多年间，我们经历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变化。若是西方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突发的焦虑，那么我们以数倍的人口和数倍的速度经历现代化发展时，我们这种焦虑感肯定是别人的数倍。

　　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漂”的问题

　　人民论坛记者：焦虑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那么随社会变迁的继续进行，焦虑感也会自然地化解吗?

　　周晓虹：不是说随着社会变迁的进行，焦虑情绪会有所化解，而是说，当中国这种巨大的变迁，有一天能够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这种焦虑感就会减少。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漂”的问题”。巨大的变迁使得我们产生精神上没有依托的感觉，我往往会从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精神的二元性、漂浮性、不定性。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们应该做到“安其所，遂其生”，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变迁不能够停下来，要解决“安其所，遂其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变迁持续，精神的漂泊就会伴随着中国人。

　　欧美的发达社会，相对来说焦虑感要低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大的变迁已经进行完毕，对于更大变迁的驱动力也相对较弱。在欧美社会，机会要少得多，一个人在短短的生命中间，变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而一个现实的人脑子里要去挣钱、要发财、在短暂的一生中光宗耀祖的冲动小得多。到欧洲去看那些街头咖啡馆里坐着的人，时间就是用来打发的;而我们，到今天信奉的还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人民论坛记者：您比较关注中产阶级，具体到当下，在中国社会各个群体中，反而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度非常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晓虹：中产阶级的焦虑感为什么高?一者跟中产阶级的地位有关。中产阶级处在社会中不上不下的阶层，希望能够再往上爬一些，可是没那么简单;如果不奋斗，可能就要因“落后”而掉下去，其地位并不稳定。因为这种不稳定，就更加容易陷入深深的焦虑。相反，在很多落后的地区，在山村里生活的人，对于改变自我境遇的动力不强，在生活中也少有相关的资讯来帮助其改变，有时反而会产生一种贫困文化，乐天知命。

　　二者跟中产阶级的知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有关。如果在一个小村子里面不出来，你的比照对象就是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人的生活一般来讲也甚少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就非常懵懂，并不知道很落后。但是中产阶级则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强，文化知识也比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在海外接受过教育，与外围世界一比照的话，对自己的地位就会不满，因此焦虑感也比一般的人更强。

　　第三，中产阶级已有一定的财产、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对失去的担忧也比一般的、最普通的草根阶级要强烈，当变迁持续进行的时候，他就更易产生对自身地位的惊恐，去维持这种地位的焦虑感会更强，也会更难以停下来，逼迫自己必须不断地往前走。 （记者 张潇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