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全民焦虑降低凝聚力催生社会风险应警惕

　　从近期看，社会焦虑助长短期行为;从长远看，破坏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越临界点之后，有可能爆发社会风险，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日益蔓延的社会焦虑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并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甚至吞噬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及国家安全。

　　降低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

　　社会凝聚力的高低、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对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维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普遍的、长期存在的社会焦虑与不安全感造成了社会内聚力的大幅下降，民众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度大大降低。据对12所大学80后、90后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有效样本2126人)，对“我对执政党未来20年的执政能力有信心”这一说法，持赞成态度的大学生比例为57.3%，其中在校大学生持赞成态度的占66.9%，毕业生持赞成态度的为50.4%，刚过半数。可以预见，“全民焦虑”的局面若不尽快改观，社会转型将会在失去广泛社会支持、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引发社会动荡。

　　从近期看，社会焦虑助长短期行为;从长远看，破坏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近期看，社会焦虑将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使得人们不敢、不愿投资扩大生产，不愿意为未来进行长远打算，而仅仅关注当下的生活，甚至诱发“及时行乐”、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从长远来看，由于人们对于未来的投资政策或投资环境缺乏一个稳定的预期，近几年中国富裕群体向国外移民或转移资金的情况屡见不鲜，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则成为移民主因。由此可见，移民原因基本都与中国的体制、制度与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据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经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富人980份有效问卷调查，14%的人已经移民海外，另有46%的富人正在计划或者办理移民的过程中，其中东部和南部有移民意向的超过七成。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也发现，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的人已经移民，另有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三次“移民潮”，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

　　社会焦虑积累超越临界点后，有可能爆发社会风险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就中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如果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普遍焦虑状态之中，将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在全面焦虑的阴影下，不同社会阶层必然出现分化。“沉默的大多数”之外，有的甚至走向极端。据保守估计，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另有不少人从焦虑走向愤怒，甚至把焦虑外化为暴力，向社会宣泄不满。近年来大量“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卷入的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高发和时有发生的恶性事件(如福建南平案、吉林长春婴儿被盗案等)就是例证。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1985年仅为54.2万起，2004年增至471.8万起，2011年上升为600.5万起。另据中央党校和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对全国9个省市区40所监狱7000多名罪犯的调查，从目前监狱押犯的构成来看，已经由从解放初期的反革命犯罪为主，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人民家庭犯罪为主，转变为当前的以社会底层人员犯罪为主。不可否认，社会焦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催生作用。长此以往，将会直接动摇社会和谐乃至稳定的根基。

　　此外，近几年，西亚、北非等地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和西欧北美等地出现的底层抗争运动，如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的巴黎郊区大骚乱，2011年伦敦的“8•6”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2年以来希腊、西班牙等国发生的民众示威运动，都是发达国家民众在焦虑情绪转变为社会性愤怒之后的集中宣泄。这些社会性抗争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力、破坏力和示范效应是非常惊人的，不能不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根据对在中直机关党校培训、学习的355名各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关于“今后5—10年我国爆发各种社会风险的可能性”，领导干部认为比较有可能爆发的社会风险问题，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贫富差距悬殊”、“高通货膨胀率”、“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安全问题”、“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和“高失业率”。对上述六项指标，选择“很有可能”、“比较有可能”的分别为91.2%、76.7%、75.0%、74.9%、74.4%、68.6%。(作者：林梅，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