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登记处劝阻离婚，行善就可以越权吗？

　　人们常说，婚姻不是儿戏，法律更不是儿戏。国家宪法、法律保护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绝不保护滥用的权利。

　　连日来，人们对武汉市“最美红娘”金奖得主熊玲的“民意争锋”，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她用“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善意的谎言阻止了500多对夫妇离婚的善举，堪称最了解中国婚姻文化传统、最人性化的办事员，故无愧为最美；但另一种声音也很鲜明，作为公务人员，这是典型的作为不当、失职，甚至已经构成了越权。

　　的确，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调解的义务，也没有对当事人离婚意愿的真伪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只要当事人出示的证件、材料齐全，就须予以办理离婚登记，否则就是行政不作为，是失职。只是经过和当事人一番交谈，就以自己的主观判断认为当事人是“情绪化”、“并非真的想离”，从而出于“挽救一门婚的善意”，以谎言拖延办证，无疑是越权。

　　那么，在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日益提高、对公务人员权力的规范及全民监督日益严厉的今天，面对公务人员的越权，非但没有群情激奋，反而还有这是“如今社会所稀缺的”善意之说来力挺熊玲，无疑说明其背后所凸显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其中包括我们该如何修补制度的缺失、“熊玲”们依法行政能力的缺失、人们正当行使法律权利的意识缺失。

　　首先，关于制度的缺失。一方面，在“最美红娘”的善举中，事实上并没有对当事人双方进行实质性的调解，只是通过拖延离婚手续的办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期”而已。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离婚率的机制，恰恰是我国离婚制度上的缺失。这也就是笔者在10年前的论文及专著中，就一再呼吁借鉴英国、法国，在我国的离婚法中增加冷静期制的原因所在。所以有人说熊玲善意谎言的合理性，在于她给当前离婚制度的不足打了个必要的“补丁”。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无论有多么合理多么迫切，法律制度的“补丁”都不可以用个人违背职业规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来打。

　　另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三条及《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九条都规定了婚姻登记员受理离婚登记申请时，要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协议时，应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显然，对可以明确判定的“不自愿”拒绝登记是法定程序。但是，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表达离婚意愿时真伪莫辨的情形视为不自愿。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一句话，就出现了熊玲经过个人擅自的自由裁量，对那些她认为需要由她来“行善”的当事人拒绝登记。可见她的善举，是目前法律制度不具体、不严谨的漏洞所造就的。

　　其次，关于“熊玲”们依法行政能力的缺失。“最美红娘”熊玲是国家机关武昌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是其法定职责，在其履行职务时必须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四项原则。严格执法，即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一丝不苟地履行手中的权力，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规范执法，是指作为一个执法主体，她的权限、依据和程序都要严格遵守法律规范。即使是在法律规定不甚具体、明了等立法滞后情况下，为了完成职责而不得已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也须严守法律制度的边界。熊玲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不予办理登记，逾越了法律的边界，侵犯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对此，被拒绝登记的当事人有权对这一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依法追究武昌区婚姻登记机关的法律责任。“熊玲”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她作为公务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依法行政基本能力缺失。而对她的力挺，则说明了人们对这一现状正确认识能力的缺失。同时也说明，这件事只是曝了光的“缺失”，但在当今的公务人员履职中这是孤例吗？类似的善举只在武昌区才有吗？只是在审查登记（行政许可）中才会出现吗？就只有这一个“熊玲”吗？

　　最后，人们正当行使法律权利的意识缺失。人们常说，婚姻不是儿戏，法律更不是儿戏。国家宪法、法律保护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绝不保护滥用的权利。目前我们强调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强化依法行政，就是在通过规范公务人员权力来保障公民的私权利。但同时，我们还要强调法治社会的建设，从提高每个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尊重自己的权利、正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滥用权利去侵犯别人的利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识做起。如此，“政策性离婚”、“经济利益型离婚”，甚至用“赌气式离婚”去动用社会管理的公共资源来给夫妻吵架“下个台阶”等现象，才能被我们所自觉抵制。

　　但愿随着我们每个人法律意识的提高，建设法治中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个社会就不再需要“最美红娘”，不会再有“熊玲”，也不会再有类似的“民意争锋”。（于静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