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过劳死”频现亟须法律干预

　　6月25日多家媒体报道，安庆一公司员工李哲，近期预言自己将会“累死”。李哲大学毕业上班才八个月，因工厂经常性加班，最长时间每天上班12小时，6月17日，在高温下连续上班12小时后，当晚在家中再也没有醒来。

　　过劳死的威胁不仅仅在流水线上，《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

　　目前的《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仅对加班薪酬进行了规范，而对超负荷劳动引起的“过劳死”却未作明确规定。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还未上升到生命安全高度。专门研究劳动法的专家、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教研室主任董保华副教授说：中国在立法上没有“过劳死”一说。

　　换言之，就算是超负荷劳动是“过劳”的罪魁祸首，因为缺乏规范的制度界定，违规者根本不用承担相关责任，不用为这种“劳动制度杀人”承担法律风险。这种“过劳无责”加剧了过劳文化的肆无忌惮，也让人们对过劳行为形成了可怕的“审视疲劳”，很多人在拼命过度加班中，耗尽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坚定的反抗和反对意识。而看看国际上的做法：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症，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　日本也从1994年开始对过劳死给予了法律干预。

　　对于过劳现象，仅仅批评和评论是不够的，更希望立法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能将“过劳死”法律的制定提升到立法日程，将对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保护提升到重要日程，让“法律不管过劳死”早日过劳死。(雷泓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