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河流治污亟需进入流域立法时代

　　贺江发生水污染事件，广西贺州市（贺江上游）与广东省（贺江下游）交界断面水质镉超标1．9倍，铊超标2．14倍。类似事件频发，对同处一条流域的下游地区来说，就像“躺着中枪”。不仅如此，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治污，水产养殖业和居民饮用水都会受到影响。究其根本，固然有《水污染防治法》偏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按区域管制的体制和机制。《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但现实中，各地多是按区域管制，即各管一段。

　　从行政效率上讲，选择按区域管治可以强化行政权威，毕竟，一省、一市管不了邻省、邻市的行政执法。但弊端在于，如果上游区域管制不到位，那么下游区域即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难保治污效果，更防不住水污染的突发事件。所以，根本上治理水污染，需要从现在的按区域管制转向按流域管制，通过上下游的利益平衡和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构建一个具有统一约束力和规制力的保护体系。

　　事实上，国外的河流保护多选择流域管理，而且，针对单一流域的具体立法十分普遍。在我国，流域管理的立法曾被反复提起，但《长江法》《黄河法》的立法前期准备工作历经十几年，至今未能面世。总体而言，我们的流域管理和流域立法，还相当欠缺。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跨省区域性立法精神下，结合《水污染防治法》的“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的原则，我们的河流治污亟需进入到流域立法时代，以避免“上游污染，下游埋单”的尴尬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