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规定实施半年陷尴尬 医疗体系尚不完善

　　调查动机

　　重症精神病患者伤人，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及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及预防、治疗等作了相应规定。新法实施已有时日，其中的规定落实如何，是否能解决精神病患者的种种问题？《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特别调查

　　“我一直怀疑她要取我的命。”何铸指着妻子梁莹的照片恶狠狠地说。

　　何铸是广东省怀集县一家水果店的老板，妻子是一名中学老师。两人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在县城内有一套自建楼房，生活安逸。但是，这个在外人看来十分幸福的家庭却时刻蕴藏着危机——何铸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甚至在发病时挥舞着菜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彻底毁了这个幸福的家庭。

　　精神病患者的世界，常人难以读懂。然而，由精神病患者引发的恶性伤人案件，却常令我们陷入处置的困境。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增设“强制医疗程序”，规范了精神病患者的处置流程。然而，由于执行、实施强制医疗中缺乏配套措施，逐渐显现出强制医疗责任不明、经费缺乏保障、适用对象有限等新问题，让这一实施半年的新规陷入尴尬境地。

　　家庭悲剧让人心碎

　　何铸的病史要从2008年说起。当时，何铸在广东省怀集县某化工厂担任出纳一职，由于他负责的账面突然短缺了15万元，工厂怀疑其挪用资金，责令其补齐缺口。

　　何铸觉得自己很冤枉，“有苦说不出”，可又迫于工厂压力，不得不四处举债，终于补上了这个“窟窿”。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他依旧被化工厂辞退，从此失去了工作。

　　“自此之后，何铸就开始出现幻觉。”何铸的家属回忆，起初，何铸只是喋喋不休、疑神疑鬼，后来发展到嫉妒妄想、被害妄想。

　　家人带何铸去医院治疗，但他认为自己没有病，拒绝吃药。家人也以为他是受短款事件影响，初时也没有往深处想，只是一直安慰他。后来，何铸的病情愈发严重，甚至打电话给妹妹何莲问：“哪里有手榴弹、哪里有刀卖，我要去杀那个人。”

　　2012年12月6日，何铸到广州进货，因突然发病被带进了派出所，亲属连夜将其带回怀集。不过，家人没有将他送去医院治疗，而是直接带回了家。

　　从派出所回来的那晚，何铸整晚都没睡好，总被梦魇惊醒。他索性起床写下了一封长达6页的遗书。

　　在遗书里，何铸回顾了与妻子的感情历程，并怀疑妻子出轨，可能要害死他。他写道：“我一直怀疑你要取我的命，你不可以牺牲爱着你的人的生命作为报复”。

　　2012年12月7日8时许，梁莹还在睡觉。何铸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摸进卧室，喊着“不能再让你这样害我了”，抡起菜刀朝梁莹连砍7刀。

　　“要是用刀砍死妻子的话要砍很多刀，太残忍。”何铸砍了7刀后，用手掐住梁莹的脖子直至其窒息死亡。之后，何铸帮妻子穿好衣服，更换了沾有妻子血迹的毛衣，卷起沾满血迹的床单，然后用妻子的手机拨打110报警。

　　与何铸家人一样感同身受的，还有在广东珠海打工的幸伟。2012年，幸伟64岁，本该是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大儿子幸朋却让他操碎了心。

　　幸朋在14岁时被查出患有精神病，小学毕业后在老家种地。其间，因精神病发作而数度住院治疗，平时在家亦用药物控制，但病情反复，一直未治愈。据幸朋的家人反映，他患病时有暴力倾向，偶尔会冲动打人，连父母都不例外。

　　2012年2月，幸伟从老家江西到珠海斗门工作，将幸朋带在身边。这一年，幸朋37岁。两人在珠海机场高速公路施工工地做杂工。跟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工友反映，父子俩在工作上一直配合不错，但是幸朋无法与其他工友合作。

　　2012年11月18日6时许，父子二人在斗门区某路段高架桥施工时，幸伟让儿子抬两桶油，幸朋不愿意抬，两人发生争执。幸伟随手拾起一根钢筋欲教训幸朋，然而年轻力壮的幸朋却夺过钢筋，朝父亲头部连续击打致其倒地，随后又上前朝父亲的头部再次击打数次，直到被周围的工友阻止后才停止。幸伟最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机关将幸朋送往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可即便在这时，幸朋依旧认为自己的老父亲还活着，一直在说：“我没有打我父亲，他是我父亲，我怎么会打他，是他们让我打他的耳朵。”

　　2013年1月，医院经检查后认定幸朋在案发时患有精神分裂症，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案发时其行为受言语性命令性幻听影响，无刑事责任能力，且仍存在精神病性症状，建议专科治疗。

　　没有开庭也没有指责

　　今年3月6日，幸朋的案子到了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案发后，幸朋的母亲受到重大精神打击，其弟弟则以幸朋的精神状况不适宜开庭为由，向法院申请不开庭审理。主办法官依照有关法律和法律援助的规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于3月11日前往幸朋所在医院进行会见。

　　会见过程中，幸朋情绪比较稳定。当法官问他是否知道父亲已被他打死一事时，幸朋一直重复着：“我打过爸爸，但他没死。”从幸朋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在其住院的几个月期间，其家人没有看过他。

　　当主办法官问及是否想要开庭审理此案时，幸朋低着头，轻声说道：“我想回家，不想开庭。”双方的对话在医生的帮助下仍然进行得举步维艰，虽然幸朋情绪稳定，然而法官的问题大多只能得到一阵阵的沉默或是“我不知道”。征求主治医生的建议后，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

　　当斗门法院法官向幸朋宣布对其强制医疗的决定时，幸朋一直念叨着：“我要回家。”

　　而何铸一案则由怀集县人民法院审理。相关的司法鉴定报告指出，何铸把自身的痛苦归咎于妻子将要害死他，并认为妻子没说清楚为什么要毒害他。既然如此，不如大家一起死，于是就先杀死妻子，后报警投案。鉴定意见最后对何铸评定为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在本案中无刑事责任能力。

　　庭审时，梁莹的父母、兄弟姐妹并未过多地责备何铸，甚至连赔偿都不怎么提。而何铸的儿子何毅成为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竭力保护着何毅，不让他见到案发现场，不告诉他侦查进程，也不让他参加庭审。为的就是不要让这个年仅14岁的孩子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阴影。

　　怀集县法院最终对何铸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新规面临执行尴尬

　　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幸朋被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可是，自从幸朋住院以后，几乎没有一个亲朋好友来看过他。

　　“幸朋入院治疗后，其家人不但没有来看过他，也未负担任何医疗费用。除了公安机关垫付的部分费用外，其他的费用均由所在精神病院负担，虽然政府对此有部分补贴，但仍不足以完全解决治疗资金问题。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强制医疗的执行主体和经费保障问题。”珠海市斗门区法院法官邝占雄告诉记者。

　　怀集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何莉珍说，我国对“强制医疗”的规定还并不完善。比如说该由谁具体承担医疗工作、费用该由谁出，就连法院和公安机关许多工作人员都不清楚。“这类案件以后还有可能发生，会给强制医疗决定执行机关带来越来越多的财政负担，这是强制医疗程序配套措施的缺失”。

　　“我们社会对精神病人，除了强调家庭责任，还没有建立起制度性的医疗体系。”西北政法大学兼职研究员王学堂告诉记者，“强制医疗的责任不明、经费缺乏，导致治疗随意性比较大。”

　　对于犯罪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强制医疗的规定，尽管源于刑法的规定，而事实上真正实施则依据的是今年1月1日新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然而，对于如何执行、怎么实施强制医疗却没有提及配套措施。

　　而在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中，也未就司法机关决定的强制医疗的救治机构、经费人员等做出呼应。何莉珍认为，立法应当明确精神卫生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规定的衔接问题。

　　“广东属于精神病重灾区。”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表示，在家庭和社会救助乏力的情况下，精神病患者的救治率仍处低水平。安全隐患大，亟待救治。

　　“在一些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重症精神病患者更难得到救治。”贾福军担忧地告诉记者，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救治率才40%，而首次发病的患者治愈率更是不超过30%。尽管从2008年开始，精神病治疗被纳入新农合报销范畴，但据了解，很多精神病患者没有参加新农合，当然也就无从报销。

　　有专家认为，要解决精神病患者看病的问题，关键在于精神病院等治疗体系的建设。但令人尴尬的是，承担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精神病院，却因为缺钱也在等待着“救治”，这些医院自身经济创收能力非常差，同时也缺乏政府资金投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现有的精神病医疗体系中，私营化的倾向较为严重，过分追求利润让精神病患者成了某些医院的“摇钱树”。

　　“建议政府部门应当主动承担起这个公共责任。”珠海、肇庆等地法院近日将就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广东东莞、新会、湛江等地开始探索社区治疗模式，通过让精神病患者参与社会劳动，以逐渐修复其社会功能。(文中精神病患者均为化名)本报记者章宁旦 本报通讯员林劲标李凌岩